《标准日本语》改变了我的人生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知道日本是在什么时候，只记得小时候偶然看到一部日本电视剧，当时没注意剧名，只看到一家日本的小饭馆门前挂着一只白色的小灯笼，灯笼上写着“中村”两个汉字。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小饭馆门口的灯笼上会有两个汉字？“中村”又是何意？这只是我少年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我对日本和日语的兴趣却由此而发。

    时间一闪而过，但藏在我心里的念头却从未消失。在那个信息闭塞、知识传播很慢的年代，我不知从哪里得知上大学可以选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于是我就暗暗盘算着要读日语专业。但高中没有日语课，我也几乎没有时间和办法可以了解更多关于日语的知识，所以只好先默默地藏在心底。好不容易熬到高考结束的铃声，我跑到书店去买有关日语的书，结果是毫无悬念的失望。我并不甘心，决定再找几家书店试试。不幸中的万幸，找了一本《日语无师自通》的小册子，都是一些日常会话。

    回到家一看，发现这本小册子印刷很差，内容几乎就是把日语词句用汉字谐音的方式标注出来，是谓“无师自通”。这种方式当然不科学，这本小册子对我学习日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本小册子尽管没什么用，却陪伴了我从高考结束到填报志愿的十几天时间，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拿着它翻来翻去，也正是因为它，我下定决心要读日语专业。那个夏天，我几乎把《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上凡是有日语专业且大体符合我的分数要求的学校都划了出来，层层筛选，最后确定了几所自认为比较合适的学校，并试图以这样严谨的“研究成果”说服父亲。然而，最终还是被父亲说服，选了另一个我感兴趣的专业——汉语言文学。

    高考志愿虽然夭折，但我并未死心。在大学里读中文专业的同时，我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学到了更多关于日本和日语的知识，甚至逐渐产生了自学日语和赴日留学的念头。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考研，但又因各种原因放弃了，去了一所高中任教。繁忙的教学任务和班主任工作，使我逐渐重燃起了少年时的旧梦。从自学日语开始，至于学了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几年过去了，我还没迎来网络购书全面普及的时代。虽然在大学的时候就在网上买过书，但要自学日语，不知道网上的书怎么样，仍然一家一家书店去淘。这次我知道自己要买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教材，果然在一家书店里找到了。买到教材之后的我，像对待宝贝一样给这套书包上了书皮，直到今天，书还在，书皮当然也还在。从那以后，我几乎沉浸在了自学日语里，从五十音图开始，一课一课，认真地、虔诚地学着。自学的同时，我又买了日本地图和一些有关日本的书和资料，总之，我以当时可能的方式，尽快尽多地学习。日语的特点是入门简单，但是越学越难，从第一册后半部分开始，难度越来越大，而且每一课之间的难度梯度也很大，毕竟这套教材的初、中、高每级都只有上下两册，其进度之快是可想而知的。

    正当我自学日语遇到瓶颈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信息刺激了我，就是下一年度的研究生招生信息。这个消息像一根锋利的铁针，直接刺痛了我深埋心底很久的考研梦。当时我在邻县教书，任教的学校在县城外围的凤山脚下，信息极为闭塞，而我已经毕业三年，不可能有像应届生那样的环境和一起考研的战友。怎么办？一切靠自己。为了考研，我买了人生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一边硬着头皮继续苦学日语的同时，一边上网广泛地了解、搜集考研信息。当时我正在教高中，教的班级又多，加上又担任班主任，每天几乎从学生早操到晚自习第四节，都在连轴转。学生都是寄宿制，两个星期才放一次假，我也住在学校，几乎每天都是晚上10点半以后才有自己的时间，而且夜里还要随时待命，以应付突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全部用来睡觉的时间也只有六七个小时，我还要在这六七个小时里抽出一定的时间用来自学日语和复习考研。而且整个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连考试那两天，我都不是请假去的，而是连夜偷偷跑出去的。

    苦心人天不负，我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竟然真的考上了研究生。虽然是在遥远的新疆，但我仍很感恩。这时我已经有了下一个目标，就是考博。读研以后，我深感自己的日语水平还远远不够，因此，一方面继续自学的同时，又每天去日语系旁听，一连三个学期，这也总算多少弥补一些当初没能读日语专业的遗憾。

    在新疆求学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极为难忘的时光。其间，我的硕士生导师刘坎龙教授，硕士课程任课老师朱玉麒教授、栾睿教授、星汉教授、广中智之教授及日语系班主任钟响老师等，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不可替代的帮助和提携。而且在朱玉麒老师的鼓励下，我在读研期间就尝试着翻译了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所著《长安之春》一书中的部分内容。经过这样的熔炼，我的日语总算有了一些起色，面对考博的日语考试，就稍微有一点把握了。

    后来我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博士，有幸拜在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门下读书。在苗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真正接触海外汉学这门历史悠久而有颇感陌生的学问，尤其对日本汉学下了一番工夫。日本对中国研究到如此的地步，而反观我们对这个邻国的了解，其反差之大，使我不禁想到了曾留学日本的民国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第一章《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中所说的那段话：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今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读不愿意听，日本人也不愿意见。

    他同时又讲到了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情况：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准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日本”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

    他的《日本论》出版于1928年，这些话也带有一定的情绪，未必经过严密的考证，今天的情况当然早已不大相同，但反差仍然是存在的。这种反差不是某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能弥补的，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学习，但仍不过是完成了一篇40万字的博士论文而已，这篇博士论文也只是研究了日本汉学中极小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部分，大概只能用沧海一粟来形容。值得庆幸的是，读博期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赴日访学的机会，在访学导师早稻田大学冈崎由美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得以尽可能地搜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

    早稻田大学是我心仪已久的著名学府，牧野谦次郎先生的这部《日本汉学史》就是1920年代在早稻田大学的讲义，我就是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亲手复制的，这似乎真的是一种缘分。当时我把要赴日访学的消息告诉父亲，并告诉他我藏在家里书架上的日本地图，父亲找了出来，跟我说：“原来你为了去日本，准备了这么久。”谁能想到，这个夙愿的实现距离她当初朴素地产生，已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呵！所幸我和她都还在。

    博士毕业以后，我又蒙苗老师和原南京大学教授、时任温州大学教授俞为民老师的引荐下到温州大学工作。温州是我的故乡，这是我离开六年之后重返故土。六年来，我西游东渡，自认为还算用功，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回到家乡，我更加告诫自己不能偷懒。在诸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继续此前的研究，陆陆续续又翻译了一些日本汉学的研究成果，去年还出版了第一部译著，今年又开始翻译第三部译著。

    我与北京语言大学阎纯德教授从未谋面，但他却一直无私地鼓励我、提携我，从读博期间在他主编的《汉学研究》上发表小文开始，他给了我许多意外的感动。今年他又命我写一部有关海外汉学的专著，收入他所主编的列国汉学史书系，惭愧的是我尚无能力完成这样的重任，于是向阎教授汇报了自己这几年有关日本汉学的读书心得，日本汉学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里有不少是称得起经典之作而尚未译介到国内的，牧野谦次郎的《日本汉学史》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当我斗胆向阎教授提出翻译此书的时候，阎教授的肯定和鼓励，给了我巨大的信心。现在我译完了这部《日本汉学史》，在如释重负的同时，又颇感今后的路还很长，这也不过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而已。

    回首来时路，不觉已中年。从我第一次接触到《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倏忽已经过了十几年，早就听说中年很苦，但一直不知道究竟有多苦。生活的压力虽然很大，但我还有热爱到永远不舍得放弃的人和事，他们会伴随着我继续走下去。每当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头看到书架上包着书皮、整整齐齐的《标准日本语》，我就会遥想那些沉迷于学习而浑然不知疲惫的岁月。

    《标准日本语》改变了我的人生。

    （编辑评论：因为小时候在一部日本电影中看到汉字“中村”，张真萌发了对日本这个国家还有日语的好奇，也立下了想学日语专业的朴素理想。此后，兜兜转转，他在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时开始自学日语，辗转买到《标日》；《标日》陪其开始真正地学习日语、考硕、考博，赴西域，到南京，又回故乡。再回到故乡的他，已不是曾经的他，他的人生因《标日》变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