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老的一个志望

    2018年是陈原老百岁诞辰，北京商务印书馆张稷女史邀稿、催稿，嘱撰文以作纪念。私谊公义，实不容辞。

    自陈老去世，写过几篇短长不一、纪怀述事的文章。从个人与他的交往，他的出版理念和贡献，以至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志行，都曾有所表述。自忖对他的行事和思想，能说的大体都说了，少所剩义。

    近日整理旧物，搜集了陈原老历年赠送的著作，共聚同游的照片，睹物思贤，多所兴怀。最有价值的，竟找出他给我的几封信。自认识陈原老以来，虽谓相隔南北，见面机会不算少，面谈共话的机会也多。况且已到了熟不拘礼，随意电话沟通，少靠书信往来。能找出陈原老的几封信函，或许不全，还是很值得珍惜的。这些是关于出版家陈原老的资料。

    陈原老一生致力于出版和文化，晚年仍老骥伏枥，志望不衰。其中，尤孜孜不倦，寻幽探赜，发掘和研究百年商务的馆史，接二连三撰文，以宏扬二十世纪文化巨人蔡元培和张元济潜德之幽光。显然，陈原老这些努力，不全在纯粹的学术研究，更不在争没世之名，而旨在表彰前贤在出版和文化上的怀抱、努力与贡献，以之晓示当今，启牖来者。用心良美，昭昭人目。对于如何通过出版的构思和行动，以臻中国文化的进步，社会文明的提升，终身不渝。

    2000年4月18日的一封来信，内容所及，很值得介绍。这封信充分反映了陈原老晚年，在出版文化上的一项志望，可惜壮志未酬。同时也记录了本人与陈原老为达成这个出版愿望的共同努力，可惜终未成事，而留下遗憾。如能成就此事，对我而言，是在陈原老直接指导下极有价值的一项“书生事业”，而出版生涯，更形惬意了。

    陈原老的来信，惯常是手写。此函却用计算机打字，信又长，可见老人家对来信的重视。

    信很长，开头和主要内容，是讨论另一项新出版的大构想。信的最后一段内容，谈及了复刊《东方杂志》一事。信内，陈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如真的在网上复刊《东方杂志》，则我你两人十年前长谈一夜的设想，会有实现的可能。这真是人间一大快事故也！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应确定复刊的网上《东方杂志》的方针。

    依我浅见，可以有两种做法：一为网罗热点人物，清﹝请﹞他们发表热点文章，以干预政治社会生活为主旨，一举而惊动世界；另一则为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实行低调的潜移默化，从总体上提高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民主风范。前者产生轰动效应，后者则要长年累月才见功效。我个人认为依循后者较适宜，较为符合商务的品格。不知以为如何？然而前者易编，后者难成，更需要耐力。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华文网上杂志约有三百种之多，但大多数是个人的网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杂志；至于拟议中的《东方杂志》这样大型商业——学术——文化刊物，则尚缺如。海外华人华裔约五千万，估计一半不能读写华文，若能吸引能读华文的海外人士二千分之一来访问，则会有一万人左右。内地上网人数约一千万，若能吸引一千分之一访问，则有一万人。两者相加为两万，如果创刊之初有此数的一半访问者，可达一万户。如此，虽然数目很小，但要估计到即使很小，也会发生相当的影响，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

    办杂志需物色妥人，最主要是思想上志同道合者，否则启动后难以为继。至于我自己，人老矣，只能敲敲边鼓了，不能上阵打仗了。

    而杂志稿件应当序﹝予﹞付酬，且报酬不能太低，这又是亏本之道。

    陈原老生前曾拟复刊《东方杂志》网上版的设想，研究者已留意到。于淑敏女士曾发文言及此事﹝于淑敏：《复刊〈东方杂志〉：陈原的未圆之梦》，《出版科学》，2017年第5期，120-123页﹞。其实，陈原老与我欲复刊《东方杂志》的设想，不自网络版始。上引信内陈老所说“如真的在网上复刊《东方杂志》，则我你两人十年前长谈一夜的设想，会有实现的可能。这真是人间一大快事故也！”陈原老记性真好。此信写于2000年，谓“十年前”，如我记忆不误，应是1988年。所谓“长谈一夜”的原委是这样的。

    每次见到陈原老，我都会约他“密谈”，谈的都是关于出版文化的问题，无暇及于其他。陈原老深知我对于出版文化，有一定的追求，也极愿意倾听并加以指点。他也不时谈到他的一些出版新想法，有具体的构想，也鼓动我予以推行和落实。这样的例子很多。

    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国际知名学者刘殿爵教授，主持开发了庞大的《中国古藉逐字索引丛书》工程，陈原老获悉，促成中大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原老已建议我们多出版些关于蔡元培和张元济两先生的文献，要从二十世纪文化建设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发展，识见卓越。同样，每逢我自己有重大的出版构想和策划，总找机会向他请教。

    1986年原商务总经理总编辑李祖泽先生和原副总经理罗志雄兄上调筹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我以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的身份，实际主持香港商务的工作。两年后履正。经过过往约十年的时间，香港商务印书馆在李祖泽先生的主持下，不仅将奄奄一息的香港商务，扭转了过来，重新出发，再现生机，而且大有扬舷启航，乘风破浪之势。我是在香港商务经营这种的基础上接手的。也图在此基础上，尽自己的才智，承前启后，进一步推动香港商务的发展。内地的日益开放，带来出版的勃勃生机；香港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上扬，可施为的空间增大；商务印书馆的历史重责和时代的使命；诸因素幅凑缘合，加上风华正茂，本着一股勇往直前的勇气，虽只二年的努力，无论在编辑出版图书经营上，颇见顺利。越发激励信心，不断试图有所突破和开拓。

    其中，不知深浅，只是盱衡国内外出版形势和香港社会文化的现况，萌发要在香港复刊《东方杂志》的设想。在近代影响深远而又是商务印书馆历史品牌的《东方杂志》，一直是我们之间谈论商务印书馆历史必及的内容。复刊的发想，也不是“长谈一夜”而起的。其实之前与陈原老和李祖泽先生闲谈或正式谈论过的。我们三人，都任职商务印书馆，对中国近代出版文化亦有相当的认识，对《东方杂志》在二十世纪中国，在学术、文化、教育以至时论的重要历史意义，自然有所了解，而有复刊的愿望，也觉得是一种责任。

    检出的一张旧照片，也让我清晰记起“长谈一夜”之事。应该是1988年，趁陈原老来港之便，我邀他到中环的“庸记”聚饭，作“密谈”。那次饭聚只我们两人，主题也只有一个，要商定如何具体落实复刊的计划，不要再停留于议论阶段。那晚饭聚的具体日子反而记得很清楚，是农历的十二月十六日，俗称“尾牙”的晚上。传统中国社会，很重视“尾牙”，香港社会仍保持此传统习俗，是晚家人都会赶回家与家人饭聚。不知何故，我竟选择该晚约陈原老“密谈”的。所以记忆分外深刻。饭菜是什么？倒记不住了。年代久远固有之，当晚俩人精神全放在谈话上，希望谈出结果。所以商议得很详细，由恢复《东方杂志》的宗旨、方针、方案到具体的操作等等，都讨论过。那晚真是“一夜长谈”。饭谈由六时半到十一时，整整的五个小时，直到店家打烊才罢。要谈的事，意见都相当一致。最重要的复刊宗旨和方针，大体意见一如陈老信中所说的第二个方案，“走难走的路”。其他方面我们谈得顺意。虽谓大家同意第二个方案，考虑要继承作为综合性的《东方杂志》的传统风格，适当保留“时论时评”这样的栏目还是需要的。问题是如何体现？不能只留虚语。所以我们反复讨论，要定出调门。最后意见，我们所谓的“时论时评”，重视的是学理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以惩时下时评时论的学理不深，缺少探究，而游谈无根；甚至出于偏见和情绪的，任意雌黄。为坐实如此调门，并试举当时香港和国内热门话题为例。一、其时香港社会，要否建设大亚湾核电厂。议论纷纷。我们认为，杂志可介入此课题的讨论。邀请专家海内外学者，从世界的范围，作学术的检讨，以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二、另举当时国内要推行“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发展”的治国方略。我们也认为，杂志也可邀请香港或海外一个治宏观经济、一个治微观经济的学者，与国内相关要员，就此发展国策作学理性的访谈。既可向海内外，详细阐明理念所在，又能从海外学者的角度，提出关心的问题。饭毕谈罢，我二人都很兴奋。事后由我拟定详细方案，呈交董事长李祖泽先生研究审核。年前我想起此事，拟找出此方案的文稿，可惜遍寻不获。

    在香港复刊《东方杂志》，终未能成。其后，无论出版与图书经营，为应付新出版形势，计划一个接一个的，再顾不及复刊《东方杂志》此事了。对此设想，陈原老和我，都是念念不忘的。

    作为以承继商务印书馆文化出版事业为己任的陈原老和我，于此，不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