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往往不好看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讲到曹操时说过：“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这段话影响了我对史志的态度，即使是最喜欢的著作，也留着一份戒心，不轻易相信所谓真相。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正如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样，遭到广泛的误读。克罗齐的意思是，历史以现实生活为参照，只有和当前的观念和经验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历史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不幸的是，对克罗齐的误读恰恰成为确定的现实：历史一直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霸权，这就决定了它很难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理智和客观的解读，它成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高贵的谎言”。

    还有一种情况，鲁迅先生没有提到，那就是新王朝对于它推翻的前朝，也向来没有好话，否则不足以证明“彼可取而代之”之行为的英明正确。前朝越是残暴，则鼎革越为民众翘首以盼，“如大旱之望云霓”。隋炀帝的恶谥是唐人给的，夏桀商纣的桀（贼人多杀曰桀）和纣（残义损善曰纣）大约分别来自商人和周人的恩赐。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圣人之圣明，暴君之横暴，一代代踵事增华，不断加码，弄到最后，无可收拾，成了既像神话又像笑话的东西。

    拉拉杂杂想起这许多，是因为读了夏维东兄的大作《我的五千年》。

    说大作不是夸张，《我的五千年》要从上古一直写到清朝的灭亡。全部出齐是二十余册，总有六七百万字。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寄托的是一个朴素之极的愿望：给读者一部好看的中国史话。在某种意义士，维东也是要“成一家之言”，但似乎无意借“春秋笔法”以正名，或钩沉提要以资帝王之治。历史本来就像最好的小说一样多彩，充满了悲欢离合，有喜剧，有悲剧，更不缺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这些喜剧、悲剧和闹剧，由于一代代人的前赴后继，不得不万古长新。换了布景，换了服装，换了在台上跳跶腾跃的须眉和蛾眉们，戏瓤子终归是差不多的味道。你看，夏桀的罪状和商纣的罪状，除了人名地名不同，内容基本一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你读史料，感觉就像法院偷懒，用一份判决书打发了前后相差几百年的两个不同的被告。

    因此，重新阐述的历史，基于作者个人的理解和思考，希望从固有的偏见和故意的误读中解脱出来，洗去油彩，揭下面具，追寻事物的真相，窥见帝王将相匹夫匹妇们的素颜。书的第一部《上古迷思》，自三皇五帝写到夏和商，读后最深的感觉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尧舜禹汤是千古圣人，但他们也有个人的小算盘，也有不那么光彩的秘密，事业和结局不见得都那么高大上。反之，类似金庸小说里“四大恶人”的历史倒霉蛋，多少是被妖魔化了。书中对桀纣两位冤家着墨最多，写得最为痛快：

    “履癸就是帝桀，个人素质好得让天下男人崩溃：英俊潇洒，孔武有力，可以赤手空拳搏杀熊、犀牛和老虎。跟履癸比起来，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身世太悲惨，素质太寒碜。后世有两个帝王和他极其相似，素质出众，结局悲惨，便是商纣王和隋炀帝。看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未必是好事，过多的幸运比苦难更能‘毁人不倦’，它会让人产生一种狂妄的错觉，觉得自己是超越众生的神。”

    桀的恶行，先秦书中多有绘声绘色的描写，尤以《尸子》耸人听闻：“夏桀无道的时候，猪狗都不想活了，跳水自杀；美女都不梳妆打扮，一个个蓬头垢面，可劲地把自己造得难看，觉得美丽是种罪过；歌星们为了不唱歌，吞炭把嗓子搞坏；飞鸟把翅膀弄坏，走兽把脚弄断，山把宝贝藏起来，水泽拒绝提供清水。”作者评论道：动物不是道德家，因为皇上无道，便要悲愤自杀。狗跳水是死不了的，因为狗天生会游泳，泳姿是著名的“狗刨式”。至于吞炭，是抄袭战国时刺客豫让的故事。

    最能说明桀腐败的是“酒池肉林”一事，据说桀建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可供三千男女在里面玩乐，池子里装的不是水，是酒，池边树上挂着肉脯，这三千男女玩累了，“抬头吃肉，俯身喝酒，裸身相抱，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奇观”。奇观奇则奇矣，然而维东说，遗憾的是它不是事实，而主要来自《帝纪》作者皇甫谧的想象。尸子最初只是说，桀侈靡无度，“六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韩诗外传》将其扩大为“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刘向在《列女传》里再加创造，增设了“醉鬼、死鬼，还有妹喜这个女鬼”。皇甫谧“继续在刘向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开发出一个“肉林”：“肉山脯林，以为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余人，醉而溺水。”

    到西周兴起，自然又有一个倒霉鬼来为商的灭亡负责。帝辛九年，攻打有苏氏，战利品是有苏国君之女，大美女苏妲己。妲己入宫，按历代文人的说法，帝辛可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谁说不是呢？夏桀不也是因为有了一个妹喜吗？“妲己出现后，帝辛立刻活色生香地上了头条，挂几千年都下不来。关于帝辛所有的腐败、昏聩、残暴一下都找到了理论根据，根据就是妲己。中国人对红颜祸水有种变态暧昧的正义感，一面横眉冷对地指责，一面津津有味地咂吧着流了几千年的唾沫，心驰神往地感慨：‘夏桀，商纣，该死！’”

    帝辛杀害九侯和鄂侯，确实残忍，这一点，作者并不否认，但他指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历来都是如此，备受推崇的武丁，杀人就比帝辛狠多了。其实，历史上的帝辛能文能武，是很有历史功劳的，“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周人谥之以“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新朝拿走前朝的一切，临了还要侮辱一把已经一无所有的旧君”。

    大概是为了免得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每一个华盛顿都有小时候砍樱桃树的故事，夏维东在讲述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姜尚这些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时，有意打破他们头上的光环，常常以嘲弄但并不带恶意的口气，让读者看到他们行为中的矛盾和可笑之处。圣人不是天生的，圣人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圣人，何况很多圣人不过是镜子的把戏，正看，斜看，远看，近看，正看，反看，看到的是不同的形象。维东很不喜欢黑白分明的二元论，好的特好，坏的特坏，他觉得人性更多的是色差不那么分明的灰色。他说成汤伐夏前的演讲——《汤誓》——啰里啰唆，一方面为了显得亲民，把自己弄得很低调，而说到夏的罪恶，表达灭夏的决心，警告不和他一心的人，声色俱厉，几乎是面目狰狞了。

    至于微子，《上古迷思》非常干脆，说他是一个内奸，“是商朝灭亡的头号奸臣，或者是新兴周朝的头号功臣”。这么说，根据是《吕氏春秋》的“诚廉”篇。姬昌让他两个弟弟周公和召公分别暗中联络商朝的两位大人物微子和胶鬲，周公给胶鬲开出的条件是“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召公给微子开出的条件是“世为长侯，守殷常祀”。有这样的内应，周朝想要什么样的情报都不难。

    对不同史料的取舍和重视程度，以及处理方式，都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比如千古艳称的禅让，如果我们对魏晋时期曹丕和司马氏的兴衰史略有了解，大概很难再对尧舜们的光辉事迹油然而生雅慕之心：改朝换代怎么可能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革命难道不是靠武，而是靠礼？“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一副费厄泼赖的绅士风度？维东告诉读者，寒浞对于射太阳的后翌是不客气的，尧对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不客气的，汤武革命，靠的是枪杆子。舜死于苍梧，不是在巡狩途中暴病而亡，而是被禹逼迫退位，流放并囚死于苍梧的。历史的真相往往不好看。《我的五千年》不取儒家的理想主义，而取法家的现实主义，这现实主义是冷峻到胆小的人要起鸡皮疙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