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我们很少有能力在这样的题材中挖掘出真正能撼动人内心的东西，使人受到崇高精神的感染。更多的时候，也许是因为这种能力的缺失，我们会选择视而不见，选择遗忘。特别是那些普通而平凡的人物所构建出来的英雄事功，总是被遗忘。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英雄榜上已经几乎没有具有献身精神的牺牲者的席位。

    ——作家阿来在读罢长篇非虚构作品《祭奠阿里》后，对当今社会乃至文艺创作中英雄主义的处境表示反思（《收获》长篇专号2019年春卷，《一曲庄重的英雄颂歌》）。

    除了个别作家的作品在欧美的书店能看到，大部分中国作家是从欧美书店的柜台上消失的。上世纪90年代，海外曾出现过一阵汉学热和中国文学热，是因为那个时代西方读者对相对封闭的中国带有一种好奇。但现在新闻资讯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今天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第二天一个冰岛人或阿根廷人都可以知道。所以，他们从文学当中了解中国的兴趣已经消失，这是一个大前提。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要跟西方读者心目中的主流文学竞争，比如英语和西语文学，会很困难，他们觉得别的文学都不是主流。另外，中国文学的翻译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现在花很多努力走出去，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但是具体怎么做真的很费思量。

    ——苏童接受《新京报》采访，谈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接受状况（《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3月16日，《苏童：“先锋”已经不再是想要的那顶皇冠》）。

    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线“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作为专门之学的传统的目录学（这是就其狭义而言的，并非是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广义的目录学），固然在古籍整理、研究中不断发展，但面对《新月》在内的近现代文献，面对新的学术与知识生态，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实用性、当代性，而使自身成果成为了资料室、图书馆中的“遗迹”，乏人问津；面对当代浩瀚无边、旋起旋灭的网络文献，更使人感到任何人力编制一目录、索引的徒劳、无力。如果说目录的历史漫长而悠远，那么，索引自诞生之日起，堪称知识分类生产的新工具，被发明用于加工、利用原始文献资料。作为“二次文献”的索引，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学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思维的疆界，将其誉之为全球知识史、文明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毫不夸张，但如今美人迟暮、英雄难有用武之地，其前路何在，不得不引人深长思之。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3月19日，王贺：《目录学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