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古老任务

    人类的大迁徙会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或者因为宗教冲突，或者为了种族存续，或者由于战乱，或者由于灾荒；不管是什么原因，离开故土，向远方去，远方那里等待着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全无可知，人类的迁徙比候鸟的迁徙更加前途未卜，充满悲观的色彩。汽车轮子上的美国，原本就由移民组成，他们会不在意大迁徙，坐上汽车就走吗？看来还不能遽下结论。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就让我们看到了同样是故土难离的情景。

    经济危机，农民负债，土地被大公司没收吞并，只得坐上汽车远徙，向西，再向西，去加利福尼亚找寻出路。还没有写到一家人的迁徙，斯坦贝克先写了一只陆龟爬行的一章。写那只乌龟隆起甲壳在草上爬行，大麦须、苜蓿的芒刺落到它的身上，又滚到地下。它爬过草地，留下一条踩过的痕迹，路坎像小山似的耸在它的面前，它停下来犹豫着，终于下决心攀登路坎了，可是谈何容易，一道路坎是乌龟巨大的障碍。终于越过路坎，爬上了公路，行驶的轿车、卡车又对乌龟造成了危胁。乌龟就在自然和人类造成的双重危难中，艰难地不屈不挠地爬行。斯坦贝克就这样用一只陆龟的爬行，为人类的大迁徙奏响了序曲。

    人的迁徙比乌龟的爬行还要艰难许多，人首先要清理感情纠葛。远方会为我们备好一切，让我们从头开始吗？藕断丝连，忧心忡忡，泪眼相向，自我安慰：“振作点儿吧。也许我们到了那富庶的新地方——到了加利福尼亚那长果树的地方，又重新做起。我们另起炉灶好了。”立刻又悲观起来，恼火起来：“得了吧，你还能从头做起吗？只有小娃娃才可以从头做起。你和我呢——哎，都是完蛋了。一腔的愤怒，不尽的回忆，我们就是这么回事。这片土地，这片红色的土地，这片让我们哭、让我们欢笑的土地，就是我们；闹水灾，闹旱灾的年成，就是我们。我们不能从头干起了。”我们就是故土，故土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一部分生命就舍弃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斯坦贝克的人生感、生命感是这样表达的。大迁徙故土难离的情怀表达，我们在《愤怒的葡萄》中读到了这样热辣辣的揪心挖胆的文字；在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中也曾读到过。中国修三峡工程，造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大迁徙，我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字。

    斯坦贝克是现实主义的，可是他常常会用抒情的笔墨表达他的情怀，他只是不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呼喊罢了，他的抒情是与叙事自然融合的。他的笔法，会令人想到中国作家孙犁。孙犁也被定义为现实主义作家，可是孙犁的作品中，却时常会有抒情的文字出现，那种抒情也是与叙事融为一体，难解难分的。优秀作家的写作，总不能用一成不变的常规去看取。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斯坦贝克，是因为他那现实主义的、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表现出“富有同情心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洞察力”。生活在最富裕的国度的斯坦贝克，让我们见识了美国的灾荒、失业、饥馑和困苦，现实主义再一次显示了它不可取代的力量。斯坦贝克还从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人情冷暖中，总结出真理：“要是你遇到了困难，或是受到了委屈，或是有了急需——那就去找穷人帮忙吧。只有他们才肯帮忙——只有他们。”《愤怒的葡萄》结尾，在那个被雨水浸透的仓棚中，角落里一个大约五十来岁的男子在棉花地里得了病，已经六天没吃东西了，快要饿死了。罗撒香把那条绒被解开一边，露出了她的乳房，说：“你必须吃一点才行。”“吃吧。”“吃吧。”

    她伸手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起来。她的指头轻轻地搔着他的头发。她看了看上面，又看了看仓棚外面飘着的细细雨丝，渐渐合拢了嘴唇，神秘地微微笑了。

    小说就这样结束了。仿佛有一线天光射下，照拂着仓棚里生命垂危的病人，照拂着阴雨下的苦难人间。

    像他的同胞前辈福克纳一样，斯坦贝克比一般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人的软弱以及人的力量。他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说：“人类自身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最大的危险和我们的唯一希望。”人类前行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玫瑰色的，人类前途的悲观主义比盲目的乐观主义更能够看透人类世界的本质。斯坦贝克认为：“人类一直在经历一个灰色而又荒凉的混乱时期。”“当前之所以具有普遍的恐惧，是因为我们对物质世界中的某些危险因素的认识和掌握已向前迈进了一步。”斯坦贝克半个多世纪之前指出的物质世界中的危险因素，到了今天，是愈发明显，更加严重了，可惜好多人，包括好多作家在内，却视而不见，反倒把那些危险因素当成了福音。作家本应是人类世界最敏感的神经，能够最先感知物质世界的危险因素；作家的神经麻木了，会感染到大片的神经麻木，他们写下的文字，不是济世的良药，就是麻痹毁害人的神经的毒药。作家们切切不可忘记了他们的职责，在那个受奖演说中，斯坦贝克说得很明白：

    作家的古老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他有责任揭露我们的许多可叹的过失和失败，有责任为了获得改善而将我们的愚昧而又危险的梦想挖掘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愤怒的葡萄》中，诺亚出生时，他爸爸用硬邦邦的手指当接生的钳子，两手扯着婴儿，把他拉了出来。迟到的接生婆来了一看，婴孩的头已经扭得不成样子，脖子也被拉长了，身子也被扭歪了，接生婆用两手把脑袋往下按一按，把身子捏得端正一些。孩子还是留下了畸形的样子。尽管他长大了能读能写能干活，也能计算，“但他对世界好像缺乏热情；对人家所需要的事情，都显出无动于衷的神情”。在这里，固然也有斯坦贝克“富有同情心的幽默”，我们不必穿凿附会，去挖掘其微言大义，硬要说在诺亚身上寄寓着什么，象征着什么。不过，也不能把优秀作家笔下出现的“闲笔”完全等闲视之。诺亚的命名，也许是不经意间叫出来的；可是，我们却不能不由此联想到另一个诺亚。被扭曲的头自然不会对世界抱有热情。人类经过了大灾难之后的重生，莫非是被一只硬邦邦的手粗暴地扭曲过，他才失去了对世界应有的正常热情？诺亚方舟上放出的鸽子探过的大洪水，彼岸究竟在哪里？它叼回来的橄榄枝，带来的是永久的福音吗？

    斯坦贝克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伊甸之东》，写两个移民家庭，从美国南北战争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三代人的生活，兄弟相残，善恶交锋，爱恨交织，道德沦落……斯坦贝克还是持守着作家的那个古老的任务。他是在用作品不懈地完成着他庄重的宣言：

    那危险，光荣和选择最终取决于人，对人是否可以达到完美的检验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