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钱学”

    《钱锺书书信集》是我的老师陆文虎先生多年前就编订的一部钱锺书作品集。据文虎师对我说，当时准备收录到三联书店出版的“钱锺书集”中时，便已征集和收录了三百多封书信，但因杨绛先生反对，未能出版。因此，到目前为止，《钱锺书书信集》实际上是一册尚未出版的著作。

    钱锺书生前是反对将自己的书信公之于众的，在对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许渊冲的一封信中，钱先生就曾这样抗议过：“拙函示众，尤出意外；国内人写稿人于此不甚讲究，倘在资本主义国家，便引起口舌矣。”又说：“现在出版法已公布，此事便更非等闲。我与弟除寻常通信外，并无所谓‘墨宝’，通信如此之类……皆不值得‘发表’。‘NoCanDu’,tousethepidginEnglishformula。”对于钱先生的抗议，许渊冲在文章中写道：“自从我五十年代回国后，见文章引用别人信中的话（只要不是歪曲）已是常事，所以我奇怪他怎么还在乎资本主义国家的隐私权。”许先生还进一步辩解说，他与钱先生的通信谈得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个大问题”，不能算是“私事”，也不能算是“示众”。

    文虎师与钱锺书先生生前交往甚密，他曾对我说，当时常有一些学者给钱先生寄来自己的学术著作，钱先生都要回信，且多给予礼节性的评价。不过，钱先生常常会在信中来一番客套话之后，往往还会留下“容当细读”这样意味深长的词语。故而他认为，这些礼节性的客套话，是不能当真的。但有很多沽名钓誉之徒，往往会将钱先生的回信当作炫耀的资本来进行展示，这在钱先生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这次读文虎师的著作《围城内外》，其中有一篇他一九九六年所作的文章《谈钱锺书先生的人格与风格》，也论及了这个问题：“对某些学人不潜心学问文章，而一味热衷于在名利场上驰逐，钱先生也很不以为然。钱先生常常给人以热情鼓励，意在奖励后辈学者。他没有想到有人却借此进行自我标榜。有的人为了证明自己同钱先生关系密切，逢人便出示钱先生的来信，却没有看懂信中对收信人的批评，难免贻笑大方。更有甚者，竟自诩云：‘本人学问高超，连钱先生都说他不如我。’后有好事者以此语质之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如他，是事实；我没有说过这话，也是事实。’此等语又岂能是那些大言不惭之辈所能道出者？”

    也或正是如此，文虎师遵从钱锺书和杨绛两位先生的意见，将那本已经编订的《钱锺书书信集》纳入抽屉之中，而在他与钱先生的交往中，也是非常注意的。他对钱先生著作的喜爱，以及对于钱先生的尊重，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唯恐被人认为是靠钱先生来贴金，可以说颇为小心翼翼了。我曾在研读文虎师的几册关于钱锺书的著作之后，写了一篇关于他与钱先生交往的文章，刊物发表前，要请他审阅，他读后对我说，文章已经写成了，费了工夫，可以发表，但以后就不要写了。后来我因读了一些资料，又有感触，写了几篇，有次拿给他看，还颇有些得意，没料到他看后，直接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令我当时非常尴尬，再也不敢随意写这类文章了。后来我和他聊起钱先生的交往，他多次感叹钱先生一心向学，而我们今天已经太缺少这样的学人了，他当年几乎每个月都要到钱府去拜访聊天，但与钱先生也只合过一次影。有段时间我很热心收集钱先生为学人题签的著作，便发现文虎师的几本著作没有请钱先生题写书名，便问他何以没有这般的雅兴，至少也是一个很好的留念。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也总以为还有机会。

    也正是这种缘故，文虎师赢得了钱先生的信任，时有往来。有次我得以到文虎师的书房参观，看到多册钱先生赠给他的签名著作，大为羡慕。经文虎师出示和介绍，我发现还有多册诸如程千帆、汪荣祖等学界前辈送给钱先生的签名本，钱先生读后认为不错的，又转送给了他，故而这些著作上面，既有几位学界前辈的签名，也有钱先生转送给文虎师的题赠，非常的特别和珍贵。我拿出手机想拍照留念，文虎师说这些东西就不要示众了。这次重读文虎师的《围城内外》，便感觉文虎师更乐意做一个“钱学”的普及者和传播者，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近些年里，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钱锺书先生的声望日隆，一般群众有的知道小说家钱锺书，有的听说过教授钱锺书。但是，全面了解钱先生的人并不多，真正理解钱先生的人就更少了。于是，我们感到有责任并且有义务将我们对于旷世奇才钱锺书先生的了解和理解，郑重地介绍给外国人，尤其是介绍给有文化的青年一代。”

    文虎师早年求学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郑朝宗先生。郑先生和钱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同窗，关系甚好。当时钱先生的名著《管锥编》由中华书局推出，郑先生读后，颇为震动，立即将他门下的四位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改为《管锥编》研究，可谓开“钱学”研究之先风。后来在郑先生的引介之下，文虎师得以结识钱锺书先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到北京工作，业余继续研究“钱学”，但因工作日益繁忙，专门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故而他更多地做了许多基础性和传播普及性的工作。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收集钱先生集外文，诸如由他编选的《人生边上的边上》，便是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在上海的徐家汇图书馆连续奋战数月才编选而成，本来浙江的一家出版社要单独出版，后来还是遵从钱先生的意见，收在了三联书店的“钱锺书集”之中，但他作为整理者，并没有单独署名；此外，还有他收集整理的《钱锺书书信集》，也是如此；其二是编撰《管锥编谈艺录索引》，这是一件颇费精力也很有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一般人是不愿意做的；其三是创办《钱锺书研究》和《钱锺书研究采辑》两种刊物，极力推广“钱学”；其四是校订钱先生早年的著作《谈艺录》；其五是创办“钱锺书在线”，最早将钱先生的文章用因特网进行传播。

    以上工作之外，还有他写下的很多和钱先生相关的研究文章，皆收在了这册《围城内外》之中。我收藏有三册《围城内外》，一册是一九九○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系我在网上旧书店淘得；一册是我拜在文虎师门下，他赠我的一册二○○四年一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再版本；还有一册则是一九九三年由台北书林图书公司出版的《钱锺书的文学世界》，是初版本的繁体字版，乃是我有次到文虎师书房，看到了还有两三册余书，于是冒昧索要了一册。这次重读文虎师的这册《围城内外》，令我感兴趣的是，文虎师除了热心于研读钱先生的著作之外，还多方搜求钱先生的著作的各类版本。在《我所见到的〈围城〉诸版本》中，便谈到了他收藏的十三种《围城》版本，其中外文版就包括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韩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等，另外，中文版也有多种，包括民国初版本、台湾和香港繁体字版等。这次重翻《围城内外》二○○四年版，还发现以前未曾注意的地方，乃是书前有三页钱先生的书信。我细读了这几篇书信，觉得颇有史料价值，应引起研究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