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很复杂，我们都不大懂”

    编者按：

    军史专家刘统教授新作《战上海》叙写上海解放史，史料扎实，叙事生动，受到学界好评和读者喜欢。在此，我们选摘该书的一“头”一“尾”，“头”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谋划解放大上海，“尾”是1950年的中苏上海防空保卫战，以飨读者。

    刘、邓、陈首长来到南京后，耳闻目睹我军进入大城市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最紧迫的是对部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尽管过江前各部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政策教育，但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是第一次进大城市，新鲜好奇，闹了不少笑话。陈毅和邓小平到南京后，住在蒋介石的“总统府”里。4月28日早晨他们在东园散步，发现地上漫着水，走廊上的地毯也泡在水里。一问才知道是战士不会用自来水龙头，把它扳坏了，到处跑水，好容易才堵住。陈毅很生气，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值勤人员外全部撤出“总统府”。陈、邓也随即迁移到原国民党“行政院”办公。

    23军68师进入杭州后，因不习惯城市生活，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看了电灯、自来水就好奇，浪费水电现象很普遍，几天就损坏了40个灯泡。203团战士在蒋介石公馆里搞坏了三个抽水马桶。站岗的哨兵站在马路中央，看到汽车经过就阻拦询问，妨碍了交通。军师领导对纪律抓得很紧，68师政委陈茂辉在武康县城发现卫生队的骡马拴在一间小洋房里拉屎，在行军路上就对该团政委指出；入杭州后发现一个排长在街上买香烟，陈茂辉当场阻止，并让排长回去作检查。入城那天军长、师长仅吃到一顿饭，宁可饿肚子也不去街上买食物和香烟。有的同志对城市纪律很不习惯，说：“城市里真难，动不动就犯错误。”有个营从城里撤到乡下住，大家都高兴地说：“这下可到解放区了！”

    看到部队的报告，总前委领导感觉到城市接管确实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战线推进太快，许多准备工作来不及或不细致。后方的物资和接管干部尚未到达，部队入城纪律和政策教育还不深入，如果这样稀里哗啦开进上海，非乱套不可。4月30日总前委报告军委，要求推迟进占上海。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据说薛暮桥处很难交涉到车厢）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运输工具则更难克服。粮食在南京无大问题，估计杭州无多大问题，上海还不知道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卅五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卅五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总前委的请求，复电说：“上海在辰灰（作者注：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

    小小的丹阳县城突然热闹起来。陈毅、饶漱石于5月3日到达这里，主持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5月10日，陈毅在丹阳城南的“大王庙”里，向几百名县团级接管干部作入城纪律的报告。一开口他就声色俱厉地批评两件违犯纪律的事：

    “8号下午我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戏院门口，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不去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们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这就是违犯纪律！”

    “第二件，今天早晨我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问校长、教员有没有解放军进来破坏纪律。他们说：‘一般地很好。前天有位解放军来摘去一个电灯泡，昨天又有两个同志带着摘灯泡的同志来还灯泡。’这是人家不满意中的满意，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纪律。”

    陈毅从这两件小事，谈到接管上海的大事。他说：“一切打仗我们都胜了，可是上海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外国人打交道等，我们不一定样样都行。上海很复杂，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张大口又要饭吃，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是每天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我们会演戏唱歌，人家佩服。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上海是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

    怎样才能接管好上海，陈毅强调：“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

    陈毅指出：“对进占上海，要有两个正确态度：一方面接管上海大城市要有革命胜利信心；一方面要有虚心谨慎的态度。上海的工人有革命传统，上海有地下党，有各阶层民主人士。大批民主人士到北平，就是要欢迎我们去上海。我们欢迎他们就是要他们帮助我们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有他们配合我们，帮助我们，加上我们自己努力，上海没有搞不好的。没有这点信心，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最后强调：“上海是个帝国主义的吞吐港，有青洪帮、反动势力等，很复杂。对敌人、特务、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暗杀分子，我们要作斗争；另一方面，对开明士绅、资本家、外国人要很客气，要团结，要争取。”

    遵照陈毅的指示，各部队在整训期间，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城市政策教育。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专门编写了一个小册子《城市常识》，下发到每个连队，分为五课，由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解城市知识。

    《城市常识》主要面向战士普及关于城市的知识，最后则列出了进城后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在都市里不要轻易跑到居民家里去，找人时也不要冒失，门口有电铃，应先按电铃，或者在门上轻敲几下。下雨天进屋或房间时要在门外用脚擦去鞋底上的泥，再进去。

    二、都市里买卖货物，新式的大公司，是按照牌示，没有还价，除非大廉价，有一定折扣。普通布店、洋货店都可稍有还价，但要做到公买公卖，决不能因为可以还价而不经同意而强买。

    三、都市人民是没有借物给我们部队的习惯的。因此，我们进住都市以后，如须要借必要的用具，应找一定的机关统一解决。或者暂时由市区交涉统一筹借。不能像我们在乡村一样随时借用和筹集。我们如把乡村的习惯搬到城市去，就会引起市民不满的。

    四、江南的大都市，在马路上往往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手挽着手的走着，这在他们已经成了习惯。我们看到不要惊奇、好笑，也不应去侮辱他们。

    五、城市人民长期处在和平环境，对于鸣枪是最忌讳和不习惯的，在城市里只有发生盗劫事件才会有枪声。因此我们住在城市，不论何人绝对禁止打枪，这是一条严格的城市纪律。

    从《城市常识》的小册子可以看到：解放军政治工作是非常严谨的，把进城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事先进行了教育，使这些淳朴的农村战士们长了心眼，提高了警惕，因此避免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