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革命科学哲学家的另类传记

    中国科学哲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范岱年先生，在年近90岁时口述他的人生故事。读这本书，就像与一位长者促膝谈心，内心变化与人生转折，历史脉络与点滴细节，似在不经意间悉数呈现。它是一部个人史，也是20世纪中国科学界、学术界的一部外史。

    范先生个人经历所展示的，并不局限于“科学”与“国运”的一般关系，而是这种关系背后深藏的不为人熟悉的内涵，是由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所组成的科学文化。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科学事业的运作与发展，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民主、经济、国家关系等，进而影响着国家的历史和未来。

    范先生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第31代裔孙。1926年出生于留学世家，祖父范高平是民族资本家，1903年和经亨颐一同赴日留学。父亲范寿康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1913年赴日留学，与夏禹鼎、钱潮、郭沫若、郁达夫等是同学。祖训家风，贯穿于他一生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中。

    范先生前23年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此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1944年入浙江大学学习物理，师从束星北等著名物理学家。1948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1952年后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宣传处、资料室、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等部门任职，身处科学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亲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亲阅一众重要人物。在被打成右派，下乡劳动接受思想改造期间，因为政府需要翻译可供批判的科学和哲学资料，范先生被指定翻译海森堡和爱因斯坦的著作，历史的因缘际会，个人的峰回路转，最终使他从一个边缘人物转身成为一位科学哲学家。

    历史教科书中读不到的细节

    本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熊卫民访问整理。熊卫民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口述科学史工作已有十多年，他集记者的敏锐、善问和学者的执着、慎思，打捞沉淀在讲述者心中的历史。全书分为11章，前10章为范先生的口述，分别讲述了他的家世、童年、中学、浙大求学、参加革命、在中国科学院机关工作、右派经历、调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主持《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离休后仍治学不辍的人生轨迹。第11章是熊卫民与范先生的答问录，以对话的方式回顾了范先生与中西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哲学家、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交往，从他个人的视角，分析了西方科学哲学流派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二阶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与国家界定的历史不同，口述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个体生命轨迹的独一无二，对历史的独特感受，决定了口述史的丰满质地与生命力。范先生的口述回忆，向读者呈现了历史教科书里缺乏的生动细节。

    比如，1952年范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先后在《科学通报》编辑室、宣传部、资料室工作。“在中国科学院机关”一章，范先生讲述了整党时的大案——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瓒被开除出党的经历，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在这些复杂的细节深处，读者能够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推动力是非常复杂的，人性起了很大的作用。范先生还讲述了早期《科学通报》选稿取向、钱三强入党、胡适批判运动的运作等，对于了解中科院早期的运作模式、建国后科学事业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模式向苏联转变的动机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范先生在1963年被调到哲学研究所担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专职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6年创刊，与国家出台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大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在科学上有着强烈的表现。作为《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编辑，范先生亲历了毛泽东对坂田昌一文章感兴趣，对“合二而一”的批判等历史事件。

    由于这些历史事件很少出现在教科书里，其不寻常的意义很难被普通人所了解。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一个领袖人物，为何会对一名日本物理学家探讨基本粒子的文章感兴趣？学术界为何要开展批判“合二而一”的政治运动？这与毛泽东用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哲学信念是分不开的。在历史上，列宁和斯大林都对哲学表现过强烈的兴趣，列宁的《经验批判主义和唯物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现代物理学革命的经典著作。这一著作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以及他个人对科学的认识，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范先生在回顾这些历史时，对自己的亲历亲闻“述而不作”，不加入自己的评论，其中的深意耐人寻味。

    “求是”精神的传承者

    “求是”精神是浙江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抗日时期由时任校长竺可桢提出。在范先生的身上所体现出“求是”精神，是多维度的，向善是其中的一维。“他人滴水之恩、自己尺寸之失，均牢记于心”。在第4章“李季谷先生”一节，他回忆道：“1955年学部大会后，郁文（孙保安）在院部动员‘肃反’，号召大家揭发自己所认识或知道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我当时想不起什么反革命分子，最后就揭发了李季谷，说他当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当过伪国大代表。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是留在大陆，还是已经去了台湾。……2012年我去上海华东师大开会，有位老师告诉我，李季谷先生曾在该校任教，在‘文革’时，忍受不了红卫兵的迫害，在校内投河自杀了，这真使我十分震惊。……为什么红卫兵要这么残暴地迫害一位老学者？而我自己，为什么要揭发检举我的这位父辈。”李季谷是范先生父亲的朋友，范先生对当年的错误，非常自责，一再认错道歉。

    范先生对于自己后来被打成右派，在石景山钢铁厂挑石头、在河北藁城、安徽来安等地劳动，接受思想改造，他的态度是庆幸自己被打成右派，而不是别人被他打成右派。“下乡劳动锻炼，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还是起作用的。同时，我的身体也比以前强壮了。”政治运动对于受害当事人来说，总是苦难的，但范先生没有渲染苦难，没有苛责历史，而是以平常心来看待，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日拱一卒，为常人之楷模

    1980年，中国迎来了开放年代的自由氛围，范先生主持《自然辩证法通讯》，得以反思中国的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他付诸了一系列行动，一是在原有刊名之后加了一个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这种改变标志着以一己之力打破哲学独断论、打破教条主义的开始。二是积极引介西方科学史家、科学哲家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默顿、科恩等人的著作，推动了中国人的思想再启蒙。三是他主持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积极关注、回应中国的科学热点问题，如施雅风质疑庐山第四世纪冰川的争论、成都会议与“文化热”、卢嘉锡与牛满江事件、三峡工程争议等。

    范先生在数十年间，不脱离学术，日拱一卒，为常人之楷模。离休以后，仍然严以致学、笔耕不辍、译著不断。他的学术作品如《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尼尔斯·玻尔与中国》《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以及他译（校）的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默顿、科恩等西方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著作，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起着引领和推动作用，对科学启蒙和社会启蒙也有着深远影响。范先生的学术思想还直接启发了我的学术研究。2016年我与导师合作了论文“科学主义与批判爱因斯坦：文献综述与思想挖掘”，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3期。

    在《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一文中，范先生对五四以后近百年来，中国不同时期的唯科学主义表现进行了分析，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经历，回顾了建国后我国大陆存在的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这是一种典型的哲学独断论。在苏联和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因为哲学的“阶级属性”，对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西方文明都进行过大规模的批判和否定，这种批判人类文明的“独断论”“替代论”“虚无论”，对知识分子、对我国的科学实践和社会主义事业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范先生反思道：那时，我以为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就等于掌握了自然科学发展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科学主义理解，在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非常普遍的。数十年过去，由于那段历史的特殊政治属性，像范先生那样做如此透彻反省的学者，依然罕见。

    范先生回顾90年人生，自谦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但在笔者眼里，范先生的治学路径是独特的，年近40才开始从事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工作，年近60才开始有关科学哲学的工作，年近80还能反思科学与科学主义。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相信有唯一真理，不允许自己思想僵化的学者。离休以后，在学习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后，“感到有必要将从康德到马克思到哈贝马斯的批判哲学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通向人类永久和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