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短笺背后孙犁、康濯的半世情谊

    2005年7月19日的《天津日报》“满庭芳”刊出了孙犁1980年12月8日、1981年8月24日、1982年2月3日、1991年1月18日、1991年2月26日给康濯夫人王勉思的书信5通，后来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版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的《孙犁全集》修订本。笔者近日在宣南书局2018年12月20日至27日举办的“文坛遗墨|康濯、刘世楷（中国天文学会发起人之一）旧藏专场（孙犁、路翎、柯灵等）”又找到孙犁给王勉思书信1通，天津日报信笺，照录如下：

    勉思同志：

    2/4来信，今天收见。

    当即写好书名，横竖各一。手颤，字写不好。

    我的病，近稍平稳，仍在静养中。祝安好！

    8/4上午

    根据信封邮戳可知，孙犁给王勉思的这封信写作日期是1991年4月8日。除了这封信，还有孙犁书写的横竖各一的“康濯纪念集”。

    关于孙犁为《康濯纪念集》题写书名一事，王勉思在《半世纪战友情——记康濯和孙犁的深情厚谊》中回忆，“收到湖南新闻出版局老局长的长信，信上说新老局长和文艺社、少儿社两社社长，开了联席会，会上决定由少儿社近期出版康濯纪念集，作为内部赠送书；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康濯文集》，要精编精选，稍晚些出版。我赶快将报刊发表的怀念老康的文章收集齐，编辑好，然后写信给孙犁同志，请他题写书名，孙犁同志很快将写好的书名寄来，而且很细心，为了装帧设计方便，写了一横一竖两条，包上宣纸寄给了我。我转给少儿社，但搞封面设计的同志说，孙犁同志题写的书名，字迹太纤细，不好作封面用，我怎忍心再让八十多岁的老人重写，我说那就用在扉页上。”最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康濯纪念集》，该书收录孙犁、阮章竞、马烽、李凖、徐光耀、陈登科、从维熙、刘绍棠等作家怀念康濯的纪念文章。

    《康濯纪念集》开头第一篇即是孙犁的《悼康濯》。王勉思回忆，“我非常珍视这不足两千字的短文，在我编康濯纪念集时，我把它放在了第一篇，当时有好心同志认为不合适，我仍坚持不改。当我再见孙犁同志时，说起这一过程，他淡淡笑，说纪念集我都看了，因为人太熟了，才这样写”。1991年1月15日，康濯病逝，孙犁1991年1月18日致信王勉思，“张学新来，惊悉康濯同志逝世，不胜哀悼。希望您节哀，注意身体”。孙犁1991年1月19日下午就写完《悼康濯》，文章刊于1991年2月1日《天津日报》。孙犁回忆，“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我记得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盖有他的藏书印章。实在可惜。‘文革’以前，我写给他的很多信件，他都保存着，虽然被抄去，后来发还，还是洋洋大观。而他写给我的那两大捆信，因为不断抄家，孩子们都给烧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所以也不好意思过问，我那些信件，他如何处理”。

    康濯非常看重孙犁的书信，在他看来“孙犁书信当然是孙犁散文的一部分。记事、抒情融会一体，有对生活的杂谈和随感，对人文风物的描画和吟味，对创作的探讨，对文艺批评的议论，也留下了一些有关文艺历史和文坛故迹的资料”。《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刊出了康濯注释的《孙犁致康濯信—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共计13通。康濯在1984年7月8日所写的《前言》中对他保存的孙犁书信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我是一直保留着他的全部书信的。可惜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时，我们主动撤退，在途中一辆马车过河惊了马，车差点翻了，以至从车上有几个布包掉进水中，赶车的同志眼疾手快地抢捞，其中一个包了我的稿件和书信、材料的布包被抢回一部分东西，却也丢失了一部中篇小说草稿和一批其它稿件，以及包括孙犁同志部分书信的一批材料。不过当时留下的他在战争时期的信件也比现在要多得多。更可惜的是十年内乱中，我除了被抄走、丢失部分稿件外，保存的信件更大多被抄走、丢失。孙犁同志抗日时期给我的信已一封不存，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包括平、津解放至建国前夕的一段，也只剩下十封了，时间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一九四九年以后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多一点，还有百把封，但也很不全了”。孙犁1991年2月26日致信王勉思，“那些信件，仍存您处，以后如有机会，仍以老康名义编辑、发表或出版。未了部分，等您心情平复后，帮助整理一下”。张学新回忆，“前两年，孙犁多次跟我讲：康濯那里还有一批信件，你到北京见着勉思（康濯夫人），把它拿来，问问她怎么处理……今年春节，勉思归来，我去看她，谈到此事，第二天她就找出了康濯早已包扎好的这一大捆信件。勉思说，她已与《新文学史料》联系，编辑部统一加以整理、注释，交给他们发表。我把这包信件带回天津，拿给孙犁过目，他很高兴，但身体不适，没有精力整理，叫我‘全权处理’，说‘那时情况你都熟悉’”。《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刊出了张学新整理、注释的《孙犁致康濯信》，共计64通。的确如康濯所言，孙犁的书信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比如孙犁1946年9月1日给康濯信中的“《李有才板话》，我有一原本，《小二黑结婚》及其他一种未见到，以后可见到。据所读《李有才板话》印象，确是一条道路，我特别感觉好的，是作者对人物环境从经济上的严格划分，以具现其行动感情。而我常常是混合了阶级感情来赋予人物，太不应该。至于在《李有才板话》里，运用旧小说，很有成绩，然前部人物不分，后部材料粗糙，也是在所不免。我以为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以《宋人平话八种》为正宗，以《水浒》《红楼》为典范，再点缀以民间曲调、地方戏的情趣——今天的新小说形式，确是应该从这些地方研究起”这段文字就是关于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的经典文学批评。

    另外，关于孙犁，王勉思还提到，“1992年作协老干部处组织离休老人去北戴河休假，回来时我在天津站下车，去看孙犁同志，说起出版老康文集的事没着落，孙犁同志说，老康搞了一辈子文艺工作，应该给他出文集。他告诉我，他的文集只印两千套就毁版了，这两千套早已预定出去，不能给你了，以后还有单行本，单行本可以给你，连以前的也可以凑一套全的。然后他讲了编全集和编选集的不同，他介绍我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文集选集编辑室去，说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回到北京不几天，就收到孙犁同志的一张明信片，只有几句话。说康濯文集出不成，就先出选集，文集以后总会出的，让我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