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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八旬的李国章先生将历年所撰文章编为《双晖集》，嘱我写序。我从未为他人文集作过序，何况国章先生是一位长者，但是我没有推却的理由，因为国章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我曾经的领导、相识三十多年的同事。
国章先生，福建莆田人，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大学毕业后，他入伍当兵，部队转业后进过机关工作，后又调至中学任教并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后期借调至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古典文学组参与《辞海》古典文学条目的修订、编写工作，从此与出版结缘。1979年初，刚过40岁的李国章调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任编辑，从此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他喜爱的工作中去。很快，他就脱颖而出，以扎实的业务能力和踏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先后担任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994年，他又挑起了社长兼党委书记的重担，成为继著名出版家李俊民先生、魏同贤先生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第三任社长。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八年直至退休。退休之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出版工作，并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社会职务，尽到一个资深专业出版人的责任。
《双晖集》收录作者各类文章数十篇，分为六辑，包括作者回忆师友、同事之作，关于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建议，古代诗文研究与名篇评析等，勾勒了作者求学、治学和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轨迹，展现出作者作为一位业绩突出的专业出版人尽心力于出版而又不忘情于学术的一面。
国章先生说，他请我作序是因为我熟悉他，了解他，与他有不少的相同点。确实，我与国章先生有缘，既是校友，又是同事，只是年辈差了不少。国章先生长我两纪，早我二十多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他的许多老师和同学后来也成为我的老师;他也早我七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我进社时他已担任副总编辑，我担任副总编辑时他正临退休，虽然他从没有直接分管过我的工作，但他的工作作风和业绩我一直耳濡目染;特别是在他卸任社长十二年之后，我也挑起了他曾经挑过的重担，对他曾经做过的工作感同身受，对他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做出的贡献有了深切的体会。因此，借作序的机会，表达对国章先生的敬意。
国章先生对古籍出版工作和出版人的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就是要“发挥专业优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创新意识，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为一个编辑出身的社长，国章先生始终把图书选题的开拓与创新放在首位。他担任社长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已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这家出版社的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后又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名义继续整理出版古代典籍及其研究著作，1978年更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该社的开创者李俊民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人品高洁的忠厚长者，在他的主持下，该社出版了不少在古籍整理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形成了严谨踏实、精益求精的出版风格。继李俊民先生之后，勇于开拓、奋发有为的魏同贤先生担任社长，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投入大型集成性资料丛书的开发工作，先后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古本小说集成》，开始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这些图书不仅在海内外学术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且也成为出版社的重要经济支柱。国章先生与李俊民先生、魏同贤先生多年共事，熟悉他俩的出版理念和工作作风，深受影响，收入这本集子中的记李俊民先生、魏同贤先生两文，就表达了国章先生对他俩的深切怀念之情。在继承前辈事业的基础上，国章先生带领全社员工又有新的开拓、新的发展。
国章先生担任社长时，古籍出版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热闹转为冷清，古籍图书市场日见拥挤，选题重复十分严重。全国十几家古籍专业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四大古典小说”。八十年代初那种一本古典小说名著发行几十万册的日子已是一去不返，而非专业出版社的介入古籍出版，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无序竞争。市场疲软状况尚未扭转，图书出版的竞争却更加激烈，古籍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相比，不仅发展缓慢，更面临着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古籍出版社的出路何在？收入这本集子中的《坚持正确出版方向，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努力奋斗》《将文化含量与规模效应相统一，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发挥专业优势，增强创新意识，使古籍出版光景常新》《人才是立社之本》等文清楚地表达了国章先生的认识。他上任后不久，即在社内倡导“团结、敬业、开拓、奉献”的精神，提出了把上海古籍出版社建成一个与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古籍专业出版社的目标。他认为，要树立一个一流的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形象，光靠出版一些“短平快”的图书不行，“必须依靠自己的专业优势，拿出自己的品牌图书，我有，而人家没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立稳脚跟”。在李国章的主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出版项目《续修四库全书》，并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二十五史新编》（这是李国章与总编辑赵昌平联合主编的一套富有创意的介绍中国历史的精品普及读物）《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图书荣获了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大奖，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品牌不断发扬光大，在全国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处于领先地位。
体现文化积累意义的大型集成性丛书的出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一个重要开拓，也是李国章在社长任上倾注最多心血与精力的方面。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历时八年，完成了《续修四库全书》的编辑出版。这一项目的实施，几乎与李国章的社长任期相始终，最能体现他作为一个出版人的识见和魄力。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和出版界都提出了续修《四库全书》的要求，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承担《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任务。1994年7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上海古籍出版社、深圳市南山区政府组织成立了“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和“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李国章作为工委会委员，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套书的策划和整个出版工作。对于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否有条件有能力承接这一项目，对于这一项目的学术价值以及预期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李国章充满了自信。在他的坚决主张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专门编辑室，开始投入了编辑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一传世项目。2002年5月9日，《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出席本书出版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将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称为“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盛举，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对保存、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必将产生重大影响”。收入这本集子中的《盛世修书，继往开来——回顾〈续修四库全书〉的编辑与出版历程》和回忆“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续修四库全书》主编顾廷龙、傅璇琮先生等文就真实地再现了这一项目的实施进程，总结了他在实施这一项目乃至担任社长八年的经验。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八年来，正是始终带着生存的危机感和发展的紧迫感，不断探索克服困难的办法，寻找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李国章带领上海古籍出版社员工冲破种种艰难险阻，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李国章喜欢古典文学，大学期间曾从朱东润、赵景深、王运熙、章培恒先生等问学，毕业后也不时向老师请益;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与金性尧、陈振鹏、李学颖等古籍整理名家为伍，学问精进。国章先生对这些良师益友的言传身教，都有深情的回忆。在担任社领导之前，他也曾醉心于古典文学研究，校点出版了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撰写发表了《论黄仲则在清代中期诗坛的地位》等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担任社领导后，他沉浸于出版工作，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对此，他毫不遗憾。他觉得编辑出版工作充满着乐趣。他说：“在一些人看来，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的事。但只要你真正投入，对自己的进步是大有帮助的。看稿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过程。”他认为，敬业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唯有敬业，才能在工作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为此，看到自己从事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他感到欣慰，认为“这就是写文章和从事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种乐趣”。尽管如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和退休后的十余年间，国章先生还是勤于笔耕，写了不少有关古典文学研究和古代诗词文名篇评析的文章，铢积寸累，也有数十篇之多，这次集中收入这本集子，可一窥国章先生的古典文学根底和其兴趣所在。
国章先生为人谦和厚道，性格乐观开朗，处事大气，始终葆有健康的心态，所以年近耄耋，仍精神矍铄。他的居处离社不远，所以他也常来社看看，关心社的发展，传授心得，献计献策，赢得全社员工的尊敬。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有精力的话再多写一些文章，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本文为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双晖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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