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狼居胥”说到《封燕然山铭》

    一

    《宋书·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文帝刘义隆“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大败，北魏方面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瓜步，刘宋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告急，内外戒严；稍后北魏主动退走，而刘宋方面的损失已极惨重。

    王玄谟是一向主张北伐中原的，得到文帝的支持。《宋书·王玄谟传》载：“玄谟每陈北侵之策，上（指文帝刘义隆）谓殷景仁曰：‘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当时赞成北伐的大臣很少，大抵认为不可行，结果也确实是大败亏输，狼狈不堪。事后刘义隆作自我批评说：“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庶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在予过矣。”（《南史·宋文帝纪》）从先前的信心满满，到此刻的坦承过失，宋文帝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教训：战争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一时的意气之盛千万不能轻易地转化为决策和行动。

    狼居胥是一座名山，简称狼山，在今蒙古国境内。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别率部北上攻匈奴，霍去病部战果极其辉煌，得以“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班师回朝以后，得到很优厚的封赏。

    代表国家在边远之地的山上积土为坛祭祀天地，在古代乃是非同小可的大典，足以载入史册的。霍去病从此成为声望极高的将领。刘义隆在听到王玄谟的一番高论之后“有封狼居胥意”，无非表明他对行将举行的北伐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美好幻想。

    可惜刘义隆、王玄谟君臣没有弄清楚敌我力量的对比，盲目自信，结果只能惨败。后来南宋词人辛弃疾提到此事，说是“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永遇乐·京口北固楼怀古》）。草草决策，草草开战，实为政治、军事上的大忌。

    封禅大典可以有不同的级别，一般由最高领导人主持，郑重其事地“用事于鬼神”。《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曾详述其历史变迁，又引《周官》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也可以代表国家祭于其获胜之处的名山。

    东汉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北击匈奴获胜，“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余脉），刻石勒功而还。”（《后汉书·窦宪传》）摩崖石刻铭文出于其同僚、中护军班固（32-92）之手。虽然窦宪也曾模仿霍去病的先例在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巨大胜利以后建坛祭祀天地，很像是封禅的样子（详见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古文苑》卷十二），但他显然没有得到授权，未便大张旗鼓地进行，不能上报，后来史书也不载；他能够放手去做的，只能是勒石纪功，自我表彰，而班固此铭亦颇能尽歌颂之能事。

    辛德勇先生在《发现燕然山铭》一书中说，《文选》本《封燕然山铭》的“封”字应当删去，因为这一份铭文同封禅无关。所见极是。这篇铭文的标题原是由后人加上的，现在删去这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封”字，很好；而如欲保留，好像也可以，为尊重《文选》以来的约定俗成起见，更似以保留为宜。封禅之事到东汉已渐衰歇，而封山纪功的风气则方兴未艾，何况前有霍去病封禅而兼庆功，今有窦宪庆功而欲兼封禅，这两个方面后人遂不复严加区分了。读《封燕然山铭》时，我们只须明白这里的“封”乃是封山刊石纪功的意思，也就是了。

    二

    前人文章中的主次轻重，在后代读者的心目中可能发生逆转。例如古人的墓志铭，篇末那些天花乱坠的铭文大抵都是谀墓的高调，当时最为受众看重，而现在的读者有时便略去不读或一眼掠过，只是着重从前面的志文中了解墓主的生平事迹。《封燕然山铭》中小序和铭辞这前后两部分之轻重似乎也不免产生了类似的倒转：铭辞中的歌功颂德变得不那么重要，前面小序中那些背景材料则成了珍贵的史料。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碣）。熙帝载兮振万世！”这几句铭辞无非是那时的一些套话，而序言的内容非常实在，此役的兵员配置、经过和意义，都作出了交代，较之其他有关的史料如《后汉书·窦宪传》之类，说得更加清楚而且具体，其文如下（标点参用了辛先生的见解）：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皇，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治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既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十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雷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殫，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可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文选》卷五十六）

    《封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的发现，使得赫赫有名而位置不明的燕然山有了明确的地理坐标，铭文中的许多地名涉及当年北征的路线和有关的历史背景，《发现燕然山铭》一书将其间种种复杂问题说得头头是道，充满了历史地理学的深刻见解，订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认识，读来令我辈素人增加了许多知识，大有获得的喜悦。该铭的摩崖刻石是2017年8月公布于世的，而一年以后《发现燕然山铭》一书即已上市，其速度和质量均令人极为钦佩。学养深厚，动作敏捷，有料有趣，肯接地气——这样雅俗共赏的学术成果再多一些就更好了。

    班固铭文的原刻经过两千年的风吹雨打，泐损严重，一部分字迹难以辨认，又有与两种传世纸质文本（《后汉书》本、《文选》本）不无出入的地方，其间仍多有疑点。如能看到更清楚的照片和拓片，研究应当还有提升的空间。我想今后在文字的校勘方面，有些细节之处似可不必求之过深。摩崖文本同传世纸质文本之间的某些差别，可能是当时施工刻石时受制于种种实际情况而临时发生的变易，并没有多少深意。例如铭词中的几个“兮”字，石刻中未见，大约是当年上石时觉得可有可无，便省去此字，以便安排，未必有什么特别的奥妙。

    萧统《文选》在编撰过程中，颇有编辑加工，其文本相对于它所依据之底本以及其他前在文本可能会产生某些小小的变异，这里的《封燕然山铭》同此前《后汉书·窦宪传》所载之文本就有好几处差异；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同样洒脱不拘，他在史传中收录后汉文章，有时也会自作主张地加以修改润饰。从文章学的角度看，他往往改得很好。编辑给作者改文章，如今仍有，而于古为烈，这些改动一般不甚为外人所知，即使知道有时也难以判明其是非优劣。摩崖本的面世使《封燕然山铭》的文字校勘工作出现了一线光明，希望有关方面能尽早公布清晰的照片和拓片，至少研究《后汉书》和《文选》将由此获得宝贵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