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84

    1984年，整整35年前，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5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进行了五年。这一年，邓小平年逾八旬。五年改革开放，成绩有目共睹，但毕竟深陷计划经济体制经年的中国，深受僵化模式影响的中国，问题多多，困难重重，任何事情也很难一蹴而就。这一年的邓小平，特别忙碌，也特别活跃，他有不少大思维、大动作、大手笔。现在回顾1984年邓小平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感慨万端。

    1984年的邓小平，最为关心的问题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圳经济特区究竟怎么样了？这一年，关于广东和深圳，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令人心绪烦乱。有人说，深圳成为新的租界了，有人说，深圳只有红旗是红色的了，更有人说，一夜之间，深圳倒退到解放前了。而有关租界的资料也出现在了北京有关会议的资料袋内。一向沉默寡言作风凌厉的邓小平没有轻率表态，但他在1984年的春天，离开北京，到南方考察，去了深圳、珠海、厦门、上海，与他同行的有王震，后来还有杨尚昆。邓小平不听汇报，只是静静地看。邓小平在珠海为深圳如是题词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一言九鼎，斩钉截铁。邓小平到了上海，他提出来宝钢要立即上马，上海至少要建10个大饭店，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回到北京，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能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邓小平此番谈话，对在当时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根据这一精神，35年前的3月24日至4月6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提出了开放14个沿海城市。会议进行之中，原本没有被列入名单的南通与连云港，因为时任江苏省长顾秀莲闻讯赶来，据理力争，被增列其中。会议结束，邓小平会见会议代表，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上，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令人回味无穷：“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有没有劲头的人”，“要选明白人当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也是在这一年，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之下，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只不过表述还有些隐晦而已，仍旧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

    这一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终于开花结果，历经波折的中英谈判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终于签字，尘埃落定。所有这一切，没有邓小平对所谓“三角凳”方案的断然拒绝，没有邓小平一定要驻军的坚定不移，没有邓小平的坚持与灵活，没有邓小平的勇气与智慧，都是断难想象的。

    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借国庆35周年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检阅了党和国家的武装力量，北京大学的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由衷心声。

    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提出了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赢得了广泛赞誉。

    《邓小平在1984》的作者刘金田先生，是江苏东台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今年刚过花甲之年，他多年供职原中央文献研究室，是邓小平研究的专家，他所提供的文本，翔实可靠，让人信赖，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