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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访谈
小说家张大春读初中的时候，常会翻阅林语堂之女林太乙主编的《读者文摘》中文繁体版。据他回忆，每次拿到新一期《读者文摘》，最急着读的是梁实秋先生讲解汉字的“字词辩证”专栏，读完文章还要试做文末十道四选一的选择题。那时的他求知欲旺盛，对汉字本源已有浓厚兴趣，这样的大家小文自然不会错过。后来，梁实秋年事渐高，停止了这个专栏的写作。此后又有其他作者执笔，直至专栏中断。
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2011年，《读者文摘》中文繁体版的两位编辑向张大春约稿。当时他表示，不写常规的散文随笔类专栏文章，要写就接续“字词辩证”写下去，从内容定位到文本体例，沿袭梁实秋的说文解字事业。在创作小说、推敲旧体诗、展纸挥毫泼墨与到电台做节目说书等诸多事项之外，张大春每每沉浸在对汉字“咬文嚼字”“刨根问底”的乐趣里，查阅典籍、多方考证。每期短短一篇专栏也要花上不少功夫，这一写又是几年过去，这些专栏文章便是他近日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新作《见字如来》的缘起。
原本的专栏文章侧重关于汉字的信息，探究某个汉字（词）字形字意的来龙去脉。在此硬知识基础上，张大春从自己半辈子的经历、见闻出发，忆及一些与某些字词关联的故人往事，以讲故事般的感性笔调写起，再与原有专栏融为一篇，最终成为这本《见字如来》。谈到这个书名，他在序言中写道，“如来，就好像来了一样。什么来了？就说是每一个字背后所启迪的生命记忆来了罢。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走过一回；但是字却将之带回来无数次——只要你愿意读”。在他看来，书中解读的这些个汉字或多或少都与人生中某段记忆关联，他写下来，就与这些记忆在文章中重逢——见字，如见故人来。
中华读书报：您在这本书的开篇《别害怕！每个字都是文言文》中写到近世以来，颇有为了让年轻人更易接受而将传统文化简化、通俗化的趋势，“以为只有让假设为多数的年轻学子学得更轻松、更惬意、更愉悦、更家常，则他们对于文化教养的排斥心就越低，文化教养的传承就有救了”，对此您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当真正的学习展开的时候，每一个单独的字，都是文言文。这，得从头说起——”，这种看法决定了这本书中每篇文章将讲故事和说文解字糅在一起的形式？
张大春：你如果在文章中写，学汉字不应该那么轻松，就会吓走一批读者。要是说，学汉字可以轻松一点，读者往往就等闲视之了。
《见字如来》中的文章形式对我来说是个意外结果，原本这些文章作为专栏在《读者文摘》发表时只有题目和后半部分。我把这些专栏文章集结起来拿给我老婆（注：《见字如来》繁体版出版方台湾新经典图文传播有限公司总编辑、资深出版人叶美瑶）看，问她怎么样？她说，这样的文章我不会出版，因为都是比较冷硬的汉字知识，有点无聊。后来，她建议我像写《认得几个字》那样，把教孩子识字的感觉写进文章里。我说，不行啊，孩子们都长大了，已经不跟我学认字了，我不能编造事实。再后来，她说，那你想想，过去这半辈子有没有什么你经历过的人和事与这些字有关系。几天之后，我有了第一篇的灵感，就是“龙”字那篇，从我爸爸的朋友贾伯伯的故事写起，很有戏剧性，再与关于“龙”这个汉字的解释连起来。想到可以这么写，文章的思路就打开了。
中华读书报：是啊，您的人生阅历与写作经验很丰富，接下来更多是要想想具体写什么？
张大春：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在文章中回忆我的人生，这辈子我也不会写回忆录和自传。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是到了能够写回忆录和自传的份儿上，都得是了不得的人物。可是到那个份儿上的人，如果还自觉自己是个人物，那就更了不起了。我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物。说回这本书，书里这些回忆性文字其实非常散碎，比起真实的人生，这些回忆能触及的点还是有限。不过，起码这四十六个汉字的“身世”与我的经历好像有一些关联，就像徐志摩在诗里写的那样，“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应该是我写得最顺利的一本书吧，差不多不到两个月就把全书五分之三该补的文字写完了。另外五分之二就是原本专栏中关于汉字的硬知识，那个部分写了五年，差不多每月才能写一篇，信息量大啊，各种考证。
中华读书报：这样一来，每篇文章的前后两部分不失为一种彼此调剂。
张大春：是的。这本书台湾版的执行编辑和我第二次合作了，当时每天一大早，这位编辑还没出门就给我打电话，大哥早安，起床了吗？今天交稿吗？我就会说，交啊。然后坐在电脑前翻看专栏稿，想想该用哪个角度来补写。一口气就能写完，有时候一天能写三篇。七点开始写，中午十二点要出门，大概四个小时可以写出九千字。以前没有这么顺利的写作。
中华读书报：之前那本《认得几个字》是写给孩子的，这本《见字如来》的文章信息量和阅读难度都要大过前者，可以将此视为《认得几个字》的成人升级版吗？
张大春：并不是这样。《见字如来》是把我生命的重量放进去了，就不太一样了。《认得几个字》写到了孩子，但读者多半把写孩子的部分当成一个哏，抖个包袱，大家笑笑，文章也就读完了。虽然书中也有一些关于家庭教养的想法，但尽量写得低调，没有说我们应该怎么教孩子。《见字如来》里则牵涉到我必须透过记忆回到幼年、童年、少年的现场，再怎么个人化，也还是颇有重量的。
中华读书报：不管最终这些文章以何面目出现，也不论其中包含多少您的个人经验和记忆，感觉上您写《见字如来》这本书的过程还是“挺任性”的。
张大春：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的章法。好文章要求每个章节都要追求无疵，句子要追求无暇。看起来我好像做到了一些，但是这本书的每篇文章前后两部分之间是两种“体质”，硬把它们锻接到一起的确是蛮冒险的。现在网络上不管文章篇幅多少，文章一开头，作者常常会提示：文长，慎入。所以，不如把文章中比较硬性的内容明确集中在一个段落里，以这本书中的文章为例，硬性的说文解字内容集中在文章后半部分，一千多字，读者尚可“忍耐”。也有人问我，你难道不会觉得后半部分学术性内容太短了吗？我就说，那些是我做了考证的必要的知识内容，篇幅够用了。其他的，无足深论。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在信息传播方式多元以及网络语境下，包括网络语言和外来语的蔓延，这些使得汉语越来越不“纯正”。但另一方面，许多年轻人会觉得，语言是活的，本来就应该变化。对此，您持怎样的心态？
张大春：我朋友的孩子和他顶嘴，生气的他跟我抱怨。我就说，哎，不要急，儿孙自有儿孙福。未来也会有他们的儿孙去收拾他们。同样的，今天我们看不惯的网络语言，哪怕那些使用这些网络语言的人洋洋得意，不要急，几年后很多网络语言就被遗忘了。前两年还有内地媒体给我打电话让我谈谈网络“火星文”的现象。现在你看，连“火星文”这三个字都很少有人提起了。语言的这种换代和切换是随时地、密集地在发生的。所以，我们也并不能说这是一报还一报。那种短时间存在的字意，不会让长存千百年的字形崩溃的。好比控制的“控”，一直在那里，它死不掉，反而它被赋予新的意义会让我们发觉，哦，这是文化融合。
中华读书报：书中每个章节结尾的“字词辩正”部分好像语文试卷的考题，是写作之初就这么设计的吗？
张大春：这一部分在专栏连载时就有，是根据每篇文章的题目来设计的。我读书时，《读者文摘》上就有梁实秋先生写的这个“字词辩证”专栏。当后来他们向我邀专栏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写关于自己的文章。他们说，你就写写人生故事啊。我拒绝，说，要写就写“字词辩证”。等于步梁实秋先生的后尘，替他延续这个专栏。
中华读书报：你的两个孩子看了《见字如来》吗？
张大春：张容（儿子）偶尔看过几篇，他已经读大二了。张宜（女儿）现在是高三了。这两个孩子直到这一两年才对我所做的事情有了一点点兴趣。有一天张宜跟我说，今天魔音穿脑，从早到晚，脑子里就是你和周华健合作的那首《泼墨》（注：张大春作词，周华健作曲、演唱），哎，不错哦。这是她第一次夸奖我。女儿小时候认为我每天“游手好闲”，唯一的正职就是去电台“骂人”。张容认为，再怎么样，爸爸不过是个文科生，他有理科生的优越感。直到我的书法展开展之后，很多人去，还卖了作品，他才发觉，去意大利旅游买机票得卖字。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说，我想学学写字。
中华读书报：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我读与我写》中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学书法并不是为了学着把古人的字一模一样写出来，而是学习古人为什么可以写出这样的字，具体说说这个道理吧。
张大春：先说写作，写小说时如果照抄人家的作品，那一点意义也没有。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对某些小说情节、人物、情境跟修饰语的模仿，去接近一位前辈作家的某些写作特质，比如说接近他的风格、题材、主题。可是我们发现，临帖是可以临一辈子的，哪怕临得百分之百相像，还是会临。因为我们要揣摩的是古人的笔法，就算临得像也未必能参透，那都是用我们自己的笔法写出形状一样的字，形存、形似而神不存。知道前人怎么能够那样写字就等于知道了书法的奥秘。
中华读书报：说说您的小说创作吧，《大唐李白》这个系列已经出版了三卷，之前我也去豆瓣看了网友在这个系列页面上的留言，估计下一本何时问世啊猜测您一共会写几本啊，应该说很多读者对这个系列还是很有期待的。目前这个系列的进展如何？
张大春：之前写完第三卷《将进酒》我就停下来了。这个系列体量这么大，三卷的销量又在下滑，给（繁体版）出版方（台湾）新经典公司很大的压力，我太太愿意出版，但又非常不想出版。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写一百个短篇，每个短篇三千字，构成第四卷的内容。这些短篇都直接或间接提到李白，比如，有的人讲到一则关于李白的传闻，而这些传闻有些是讲述人瞎编的，有些是他听说的。总之，都是听闻于他人说起道途间的李白。目前我已经写了三十几篇，第四卷《长相思》应该是2020年可以出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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