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出版忆旧

    哲学书上有句名言，一个偶然的现象往往反映了必然的趋势。当我执笔缕述《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下简称《译丛》）的缘起与过程时，脑海中就浮出这句话来。

    事情得从2003年说起。那时张晓敏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分管二编室（历史）与四编室（敦煌文献）的领导工作。他是个进取心很强、善于开拓协调又知人善任者。那年，他接受了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的名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译稿（留日博士李济沧译）即将出版，交我审读。谷川道雄先生我闻名已久，曾听复旦大学已故赵克尧先生讲述魏晋坞壁时，引用过谷川先生中古共同体的研究成果。谷川先生的这本书共318000字（中文），部头不大，属中型专著，但蕴藏的信息量十分丰富。全书共四编十五章，自1958年起至1993年，陆续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在日本《史林》《东洋史研究》《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等书刊上发表。这是合乎日本史学研究惯例的做法，即先发表单篇论文，听取学界反应，再作修订，尔后结集成书。这本书基础扎实，无征不信，视野开阔，剖析独到精微，早在1977年即由东京筑摩书房初版，以后多次重版，至1998年又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府兵制国家论》，作为补编刊入。从1958年本书的第一篇论文刊发起至1998年本书增补本的重版，历时已四十年矣！日本汉学研究成果的厚重，举世称道，或许这种传统使然乎？

    大陆的中国史学界，魏晋隋唐史的研究向称显学，成绩斐然，名家辈出。然而，谷川先生的这本专著却一直没有完整的汉译本出版。改革开放以来，中日史学界交流互动大大增加，本书的部分章节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被译成中文刊发而进入中国学者视阈，但毕竟是零篇碎简，远非全豹，自不足以餍饫。

    唐长孺先生门下弟子李文澜的公子李济沧，1992年负笈东瀛，1995年考入龙谷大学大学院，师从谷川先生治六朝史，200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经唐先生哲嗣唐刚卯的推荐，翻译出版谷川先生本书的选题被张晓敏接受了。消息传至日本，谷川先生当然很高兴。已在日本生活了十二个年头，被谷川先生赞为“精于日文”，“熟读拙著，应是翻译本书的最合适人选”的李济沧更是焚膏继晷，日以继夜，辛勤工作，历时大半年，终于向本社交出了译稿。当我接手这部译稿时已是2004年的上半年了，同时又得知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牟发松正在筹备本年10月于上海召开“社会与国家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谷川先生将应邀与会。张晓敏要求我抓紧审读，争取在会议之前完成此书出版。

    要将日文专门史著作的书面语言译成畅达流利乃至有学术典雅气息的中文，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翻译本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两难事业，游走于两种语言之间，追求水乳交融又恰如其分，谈何容易！当代法语译著巨擘傅雷先生译完《人间喜剧》的《贝姨》之后，感慨未达化境，意犹未尽地说：“唯有投笔兴叹而已！”故严复先生以“信达雅”为译著的圭臬，悬的虽高而良有以也。我和济沧君就相关的专业名词的使用，史料的剪裁阐释，中文的熨帖表述等等，多有推敲沟通，有的不决之疑还惊动了谷川先生。谷川先生是个谨慎细致、追求完美的人，他又特地致函牟发松，委托牟君就近祛我之疑。记得6月下旬的一天，牟君带了筑摩书房版的谷川先生日文原著与便携电脑，专程来社与我切磋了整整一天，终于“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一切就绪，“如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可以付诸印制，赶在10月会议之前出版了。

    承担本书决审的是总编辑赵昌平先生。当吸取了牟发松意见的改样出来后，依社内流程，还须经编审室审定。为了争取时间，赵总慨然担待了决审之责。赵总是治唐代文学的，在唐诗史的研究领域内有了不起的成绩，所达到的一流学者的高度是吾辈一般编辑不能望其项背的。虽说“文史相通”，“文史不分家”，但在科学昌明、分工愈细的今天，文学与史学两家闻道未必有先后，但术业确有专攻，已蔚为不同的两个领域，关注的热点及专题已经泾渭分明，判然不一了。况且，谷川先生的这本书实际讲的是“先隋唐史”，即剖析“隋唐帝国的形成前提与过程”。以赵总对唐诗史的研究精深，能对先唐史，即五胡北朝政治史有读竟的兴趣么？不想在随后的几天里，总见他埋首于厚厚的本书校样之中，津津有味，怡然自得，乐而忘倦。当他读毕校样，附签质疑完成，与我议论了两件事。一是决定本书的印数，我是个没有勇气冒险，小富即安的人，提出初版印3000册。赵总主张印5000册，认为冠以“隋唐”二字的书名，印5000册销售没有问题。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比我准确高明。我们首印3100册，半年就销售完了，后来又多次添印。二是赵总敏锐地提出，趁本次谷川先生来上海之机，我们寻求与日本学界、出版界更大的合作空间。这个领域未见得有很大的商机，不会赚大钱，但却是名山事业，有传世的价值，值得追求。做得好的话，至少不会亏本。赵总的话引起我的深思，我与牟发松商议后，经社领导批准，正式向谷川先生提出，不计门户，不计流派，选择在开阔的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引进翻译为中文，裒为一套丛书出版的构想，并请谷川先生代筹第一辑的书目。

    这时离华东师大学术会议召开还有两个多月。牟君告诉我，本次会议没有强大的财力后盾，已经报名与会的学者不少，作为会议的一个子题是举行谷川先生《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文本的首发式。牟君请求本社以协办会议的名义，作出资助。牟君诚恳地说，无论同意与否，不会有损双方的友好关系。我立即写了一份简明的请示报告，向社领导汇报。赵总边听我的转述，边在报告上写批示，一共是三点意见：（一）本社以协办的名义，支持华东师大会议，拟赞助人民币一万元，含赠送样书书款；（二）向大会赠送本社新版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百册；（三）扣除书款后的余额由本社转华东师大账户，作协办之资。请王兴康社长阅批。我真没想到，赵总会当机立断，如此痛快地作出决策。赵总又对我说，应该支持这个会议，促成与日本学界的互动往来。王兴康社长当即表示同意。当年的这一万元给了会议切实的帮助。

    2004年的中国经济体量与今天是不能相比的。今天的读者或许会哂笑一万元的赞助为菲薄，可在当年，本社尚未走出困境，处于负债经营的岁月，这一万元确实不是小数字，赞助学术会议更是本社史无前例之举。无怪乎时任二编室主任的王立翔也感慨赵总的决断魄力，说：“我们帮了华师大一个大忙！”

    2004年10月22日，华东师大的会议顺利召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文版也送到了每个与会者的手上。开幕式那天，王社长、赵总编都参加了。赵总还在会上介绍了他读这本书的感受并承诺将向下月在芜湖举行的全国唐代文学年会上推荐此书。二编室的同仁王立翔、吕健、王纯、李志茗和我参加了两天的分组讨论会，广泛了解了中日学界交流的最新动态。

    会议结束后，谷川先生在华东师大还有访问学者的讲学安排。王兴康社长和赵昌平总编邀请谷川先生夫妇来本社会面晤谈，由牟发松担任现场口译。会谈气氛非常融洽，双方互表仰慕之情。谷川先生赞扬本社与中华书局一南一北整理中华古籍，传播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表示愿以《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译本的出版为起点，更多地荐引日本学界一流的专著在本社的翻译出版。赵总介绍了他注重学术著作与普及读物出版的两个支点的设想，既译介日本学者的高品位专著，又重视翻译一套适合中级读者有关中日文化交汇的普及类读物，后者关键是选好书目，物色好译者，审始慎终追远地谨慎操作。谷川先生很欣赏这样的构想。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谷川先生明显地感觉到赵总在本社选题的判断与决策方面无可替代的导向地位。

    为了给谷川先生的这次访沪增添光彩，也为了给今后的长期合作增加动力与营造气氛，我与牟发松又邀请《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女士于10月28日对谷川先生进行了专访。不久便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采访记，配发了谷川先生的现场照片，采访记的正标题用了谷川先生的原话：“中国历史是我的情人。”我的同事王纯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既煽情又实在的标题！”报道效果很好，连日本学界都有不俗的反响。

    谷川先生带着中国学界与出版界对他的友好感情结束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回到日本。稍事休整，他就开始擘划与本社商定的出版《日本中国史论著译丛》的选目工作。2004年前后，正是中日两国因钓鱼岛问题关系走向低谷的时期，谷川先生认为出版《译丛》是“中日学术交流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工作”，“对中日友好，关系重大”，表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高度的学术良知，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

    2005年1月7日，谷川先生来函，提出了十六种初选书目，除了作者、书名、原出版机构、出版年月外，还有日文原著字数，供本社选择判断参考。我们以日文100字比中文65字折算，掌握了日文原著的大体规模，尔后排比分析，并听取牟发松的意见，选定了第一辑的十种书目，立即函告谷川先生。这十种书目是：

    1.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约30.5万字（中文，下同）；

    2.《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中、下，约106万字；

    3.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约47.5万字；

    4.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约35万字；

    5.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约39万字；

    6.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约35万字；

    7.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约26万字；

    8.堀敏一《唐末五代变革期的政治与经济》，约31万字；

    9.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约23万字；

    10.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约40万字。

    我们陈述了选择这十种书的理由：“主要还是着眼于其久负盛名的权威性，且论题又为中国学界所关注，有较大的启发性而言。”信中又说：“鉴于本丛书的出版是非营利性的，每种书的印数都不会很高（大体每种印2000-3000册为宜），故希望日本学者鉴谅，版权授予本社时不再收取费用，本社拟仿效您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出版的成例，向日本学者赠书作为酬谢（至于翻译者的译稿费，自当由本社支付）。若能如此，则开支有所减轻，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或能长久坚持，最终成为中日学界合作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项目并垂之后世。”

    为了便于谷川先生在日本展开《译丛》的著作权授予联络工作，本社于3月18日向他寄发了委托书，并附《备忘录》，扼要介绍本社出版这套书的宗旨与计划。3月20日，谷川先生以他个人名义向《译丛》首批十种书目的原出版机构，如岩波书店、创文社、东京大学出版会、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等发出了商请函。首辑十种书中，内藤湖南去世已过五十年，版权已进入公共领域；《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版权由其女宫崎一枝授权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先生，砺波先生又于2005年10月3日将该书中文翻译及出版的全部权限授予了谷川先生，谷川先生将砺波护先生的中文版授权书交予我社，又请砺波护的学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学锋翻译该书。另外，川胜义雄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岛田虔次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两位作者均已谢世，家属均向谷川先生表示同意纳入《译丛》出版。

    谷川先生向日本出版机构介绍《译丛》第一辑入选的十种书目时，高度评价了这一出版计划，誉为“一项划时代的事业”，因为“这十部专著并不仅仅是一项个案研究的成果，它可以说是先人们对中国史的本质，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所拥有的人类史的意义作出殚精竭虑的思维精华”，“相信本次出版一定会受到他们（指中国学界，蒋注）的热烈欢迎”，并“期待这些成果经过中国学者过滤以后再回到日本，刺激日本的研究”。

    谷川先生的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大方得体，读来易受感染，像他的文章一样，“极富文学色彩”（池田温教授的赞语）。谷川先生还罗列了尚待联络六家出版社的地址、电话，以便我们发函商请。一位已年近耄耋的国际知名教授，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居然不惮冗繁，亲自操刀，处理这类编务之事，足见他推进《译丛》出版的心切。

    一晃过了数年，2009年4月28日，谷川先生又有一信。此时他已经八十三岁高龄，健康状况不佳。但病中仍关注《译丛》的进展。来信说：《译丛》“首次将二战前与二战后的日本学界的精粹译成汉语，供中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史研究者参考利用”，令他“十分欣慰”。又说，得闻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先后出版，得到中国学界好评，“令人振奋”。但是，2008年以后，似乎工作进展不快，他“期盼贵社能够加大出版的力度，一部接一部不间断的情况下出版，才能发挥巨大的效果”。信的结尾处他不无感伤地说“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和2004年访沪那时已不能相比：

    我最近感到自己衰老日甚，真可以说每一天都在跄踉喘喘之态中渡过。然而，我可以自信地说，唯有祈望日中两国中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热情没有减退。今天，我已经迈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正以一日千秋的心情热切盼望着《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全卷能够早日出齐。只有如此，我才觉得对得起那些已归道山的师友诸先生的学恩。

    捧读信函，似乎感受到他的体温与跳动的脉搏，又因《译丛》出版的延宕，觉得如同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起来。于是，我立即起草了致译者张学锋（承译《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吕静（承译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冻国栋（承译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牟发松（承译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的催稿信，于2009年5月5日打印发出。为提请译者重视，又将谷川先生4月28日的信件复印附内寄出。

    然而，直到2013年6月7日，谷川先生在日本谢世，我们仍没有完成《译丛》第一辑的十种书的出版。如果去除西嶋定生和堀敏一两种书因为没有获得出版授权而不能计入，还有宇都宫清吉一种因为译者身体不佳，无力译竟交稿外，其余七种，经历种种曲折，终于在2017年9月前得以全部出版。以下按中译本出版年月顺序排列这七种书目，并列出译者姓氏：

    1.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2007年12月出版；

    2.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2008年8月出版；

    3.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邓红译，2009年8月出版；

    4.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2010年7月出版；

    5.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牟发松译，2011年7月出版；

    6.《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中、下，张学锋、马云超等译，2017年8月出版；

    7.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2017年9月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谷川先生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共同体》两书，我们也纳入了《译丛》第一辑出版。前者就是2004年李济沧所译，由我任责编书的重印本，只是按《译丛》的规格，统一了封面的装帧设计。后者原由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经译者马彪修订，由本社于2013年出了新一版。收入《译丛》第一辑之前，我们向谷川先生叙说了理由，先生勉为其难，从吾所请，使《译丛》反映日本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成果的代表性更为全面、合辙。

    今天回顾这段出版历史，我重读了谷川先生的多封信件，尤其是2009年4月28日的来函，深有感触并极为抱憾与内疚。我是这套书的“始作俑者”，但没能克臻厥成，使谷川先生生前看到《译丛》第一辑的出齐，有负前辈的期许，只有祈求他在天之灵的宽恕！我在2005年受社长王兴康、总编赵昌平委任，掌本社品牌期刊《中华文史论丛》执行编委重任，深知自己力有未逮，只有以勤补拙而席不暇暖，再也无力过问《译丛》的事务。另外，译者方面也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困难不期而至，影响了进度。譬如张学锋先生在译稿期间遭遇了丧妻之痛，真是人生无常，徒唤奈何。

    谷川先生谢世时，享年八十七岁。我和赵总联名发去唁电。那时赵总已卸去本社总编辑之职，但又出任了上海出版协会理事长，承办的事情未见减少。他听说谷川先生寿终，而《译丛》仍是未竟之业，一是不胜人琴之叹，二是寄望于本社新锐发扬光大，克绍箕裘。他认为中日友好符合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出版业在这个背景下有所作为是时代赋予的机遇。我们所做的尽管很有限，但无数个相对微小的成功，将汇为大趋势长河中的一部分，希望后任者能够预流，新发于硎，先占住史学，再扩展到其他领域。出版谷川的书是偶然的机遇，但反映了中日友好和平发展的必然趋势。

    意外的是，赵总正当盛年，突然在2018年5月20日以心脏病遽发去世。痛定之余，想起《译丛》第一辑出版的全过程，更加缅怀谷川先生与昌平先生两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的贡献。没有他们的高瞻远瞩，立谋定鼎，也许就没有或者迟缓这套《译丛》于2007年的启动出版。饮水思源，我们是不能不感怀他们的颖悟睿智与如炬目光以及殚思极虑的不懈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