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家书》序

    名人家书集，历来是文学著作中颇受读者喜爱的门类之一。家书是作者最近于第一手（稍次于日记）的记载，从家庭琐事、日常见闻，到社会经历、对事物的看法见解，方方面面，包罗繁多，而读者除了欣赏作者的文笔之外，更可以由此了解人物的品格、思想，乃至价值观和人生观。书信中对小辈的教诲，还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术界、出版界对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的研究步步深入，取得了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四十年来，他本人著作和传记、年谱、画传、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可称蔚为壮观。韩芳女士数历寒暑，不仅收集了张元济先生的家书，还对其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了严密的考订，并增加了许多背景材料，使这些一件件看似孤立的信件，构成了一本有一定系统的书籍。它既可以看作是一本家书类的普及读物，也同样应该视为张元济研究有独特视角的一项成果。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譬如我们家人丁稀少，祖父和我的父亲父子两代52年间一直生活在一起，这就很少存在留有家书的空间。书中1931年父亲去美国留学前夕，祖父给他写的《旅学弦韦》，从卫生健康、读书研习，到朋友交往、开支节俭等几乎全方位地做了谆谆教导，既是对儿辈的教诲，也是他本人为人处世方式的写照，是可以和他1948年创作的广为流传的《新治家格言》相并列的一篇佳作。

    这部家书集编入祖父致海盐张氏族人的信最多。祖父14岁时，随同曾祖母从他的出生地广州返回故里，苦读诗书。彼时，我国古代传承下来的“聚族而居”的社会形态在家乡并未有所改变，因此，在他年轻的心灵中，“敬宗睦族”始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待成名之后，便约集族中长辈和堂兄弟辈，编辑宗谱、修缮宗祠，还出资创建了海盐张氏公墓，力图改变落后的丧葬习俗。这些工作在书信中有不少记载。抗战八年，带来了社会生态很大变化，胜利后，祖父与族中亲戚仍有往来。记得我幼年时，见过其中辈分最高的长者幼仪太太（张德培），他是祖父的叔辈，我自然应该称他为“太太”（海盐人用语习惯，即“太公”之意）。幼仪太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尽管那时他年事已高，但步履矫健，话音响亮。他是一个办实事之人，在海盐有实业，与人合伙开办轮船公司，所以常说他“有半条船”，我当时一直不理解这“半条船”怎么能在水上行驶呢？

    本书还收集到80多件祖父给他堂侄张家昌的信。家昌伯父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专科，在商务印书馆任庶务，商务老人说凡是他经手的基建或设备项目质量都属上乘，经久耐用。这批信大部分书于1950年代初祖父患中风以后，因家昌伯父任庶务，与水电维修商家熟识，家里凡有这类事情，祖父就去信找他。其中1951年9月21日至28日四信提到的电钟，是祖父病后特地买来挂在他病床对面，目的是使他能看清钟点，下午让他的护理工按时到我上学的小学把我接回家。本世纪初，家昌伯父的长子声远堂兄，得知我在编《张元济全集》，就把这些信件带来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抄录下来，对其中一部分作了书写年份的考订后编入了《全集》。后来声远、声荣堂兄决定将这批信件捐赠给家乡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该馆设有张元济著作和研究资料的专柜，但今天要收集到张元济先生的手迹，谈何容易！他们为此专门举行了捐赠仪式，并予以珍藏。

    本书信集的第三部分为致姻亲，“姻亲”，顾名思义，是由婚姻关系结成的亲戚。其中很珍贵的一件，是吾鸿墀太老伯1937年给祖父的信及祖父在信上的批注。这封信包含了许多历史信息。吾太老伯是祖父原配吾氏祖母之弟，吾氏祖母早年难产亡故，但张吾两家的戚谊继续保持，抗战前夕，吾太老伯的夫人病重，祖父从上海去海盐探望，特地请了医师同往诊治。信中“小孙用福”系吾太老伯的长孙，后来在商务谋职事未果，便由我父亲介绍他去银行工作。用福表兄为人厚道、勤奋，工作上进步很快，却不幸英年早逝，我听父母多次说起此事，他们都为之扼腕。“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炮火毁去海盐县城大半，祖父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与吾家的交往也中止了。半个世纪之后，海盐县人民政府在上海举行海盐籍人士联谊座谈会，父亲在签到时听见一旁有人叫他“树年叔”，问询之下，原来是用福的二弟鼎新表兄，从此两家世谊又得接续。又得悉用福的三弟用明表兄主持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工作，我有幸与他在同一个系统工作，联系更多。在家乡海盐前后举办过五次纪念张元济先生的学术研讨会，用明表兄都应邀参加，带去了论文，发表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上。

    《张元济家书》即将付梓，韩芳女士嘱为之序，谨书数行，以抒感怀，也希望我中华文化中，名人家书结集出版，既记载历史，又示谕后人的优良传统得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