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书元：生命和出版融为一体

    举凡学界或出版界的人，都对“人民出版社”这几个字心存敬意，即使是那些批评的人，也多属于爱之深，故责之切。在读者心目中，“人民出版社”是金字招牌、是质量的保障。我国首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发布对出版社学术影响力的科学评估结果，出版社总被引用率Top10中，人民出版社排名第一。

    2018年底，这家在1921年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再次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一大批图书获得了各类图书大奖，主要经济指标也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今年的销售码数洋、净资产、利润总额等经济指标与去年相比平均增长了15%，至此，人民出版社已经连续15年一直呈两位数增长了。在近年来全国传统出版业发展普遍低迷的状况下，人民出版社逆势而上，体现了出版业排头兵作用。不仅给出版业打了一剂强心剂，也起到了示范效应，给出版业带来了新气象。

    这一切成绩，既要归功于人民社有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精干出版队伍，也要归功于这支队伍的领头人黄书元。

    时光回溯到2002年夏天，时任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黄书元到北京参加会议，并买了隔日的返程票。没想到第二天就被通知要到人民出版社报到。

    还在更年轻时，黄书元就成为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曾主持出版过“皖籍名人书系”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精品著作，获诸多全国性大奖；而当他升任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时，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家底甚至达到了数亿人民币。

    问题来了，是继续在安徽驾轻就熟地工作，还是在人民出版社的全新环境中迎接挑战？黄书元无可选择地留在了后者。

    推进改革，向市场要资源

    黄书元刚到人民出版社时，人民出版社虽然顶着金字招牌，有着“天下第一社”的美誉，但实际上当时正处于发展的瓶颈期和困惑期。

    人民社年出书二百多种，账面余额仅几百万元，结清所欠的稿费和印刷费后，更是所剩无几，经济不容乐观。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各部委大都有出版社，原属于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资源被分流，悲观失望的情绪弥漫全社。该如何走下去，大家并不十分清楚。

    黄书元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在了解到人民出版社的困难后，他反而快速做出了决定，决心要为这一重要而又特殊的老社注入新鲜的血液，续写新的辉煌。

    在大势面前，他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在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时代，人民出版社并不能置身其外。到任伊始，他就紧锣密鼓地筹备改革，并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明确提出“不找部长找市场”的转型理念，提出出版社不能单纯依靠上级分配资源，更要自己面向市场找资源，激励走市场化之路，并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机制。他深知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全社人员建立自觉的市场意识，更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培育。这是他初到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总思路。很快，制定了内部奖惩的办法，激励走市场化之路。人民出版社的改革是渐进式的，看上去和风细雨，改革力度与成效却前所未有。出版社采取严明的奖罚措施，编辑奖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建树的优秀编辑年个人创利超过百万元的有之，而因业绩平平，连平均奖都拿不到的也大有人在。

    长期以来，很多政治类图书市场运营能力差，但是人民社的政治图书却创造了很多奇迹。“我们充分发挥国家政治性、权威性出版大社、强社功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大局意识、精湛的专业编辑素养，保质保量做好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所有政治类图书的出版工作，取得了丰厚成效。”黄书元举例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一书，是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关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权威辅导读物，根据中央宣传部的工作部署，出版社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抽调四十多人的精干编校力量，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了任务，获得了中宣部的肯定和好评。

    “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宣传党和国家的重要声音、重要活动。”黄书元认为，立足为大局服务，才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同样能取得很好的市场效果。如果不敢创新，四平八稳地按照传统文献方式出版，很多政治出版物发行量不会超过几十万。好书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来形容的，关键看出版社有没有抓住读者的需求。做好政治类图书市场营销工作，包括发行、宣传等，同做好编辑工作一样重要。比如，对于重点政治类图书的发行，人民社采取分片包干到人的方式，发行工作到位而细致，无论是《朱镕基讲话实录》，还是《闲来笔潭》等，过去印象中枯燥的时政读物演变成了“畅销书”。

    精品立社，狠抓质量管理

    黄书元的管理思路是，精品立社。在出版品种上，他主张做减法，要求编辑抓精品图书，在出版内容上主张精耕细作，不鼓励超负荷运转。“过去一名编辑要求一年出书一两本，审稿40万字，现在一名编辑年审稿达几百万字，简直不可想象。”黄书元说。目前，我国年出版图书四十多万种，然而“好书太少”的声音仍不绝于耳，问题就在于书出得太多。好书不是没有，只是比例占得少了。“一个人一天能看多少字？一个编辑一年发稿量多少才科学？如果一个编辑每年发稿量过多，根本顾不上好好看稿子，还怎么保证质量？”

    “对人民社来讲，图书质量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没有质量，所出的书就没有生命；没有质量，就更谈不上精品。”黄书元说。为了保证选题的质量和科学性，人民社成立了由21名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对选题实行网上“双盲投票”：编委投票时不知道选题的责任编辑是谁，以避免“人情稿”和“关系稿”；编委投票后，该选题的责任编辑也不知道是谁投的票，以避免出现得罪人等问题。编辑提交的选题只要获得2/3的票数，就能顺利通过；否则，选题就会被“毙”掉。这是做精品书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人民出版社近年来所出版的图书受到的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不仅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大奖上屡有斩获，省部级奖项难以胜计，而且在发行量上较之以前也是成倍增长。

    一直以来，人民出版社坚持工匠精神，提高内容生产和创新能力，做好主题出版，做强学术出版，做优时政出版和通俗出版。以2018年为例，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人民出版社联合各地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改革开放全景录》，同时推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成功》《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纪实》《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史》等图书，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同时，2018年人民社还策划推出了一大批能够填补学术空白、能够真正为当今及后世学者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精品图书，如《中国道教通史》（五卷本）《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等图书，同样引起很大反响。

    提前布局，谋划新数字出版

    四年前“中国数字出版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体理事大会在北京召开，黄书元当选为联盟理事长。这是传统出版社面对数字化浪潮严峻挑战、生死攸关的时刻采取的联合行动，也是适应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加快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实际上，人民出版社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布局数字出版。

    “我的观点是，建立专业的数据库，调剂余缺资源，公开透明经营过程，优势互补。”黄书元认为，大数据时代，必须既精通传统编辑业务，又熟悉数字化进程和各种工具，加快传统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更好地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促进数字出版业良性健康发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人民出版社承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与传播工程(简称数据库)，上线运行后，成为全国唯一一家系统、规范、准确提供经典著作、重要文献阅读查询的网站。

    出版业被某些人唱衰，认为是“夕阳”产业，黄书元却对未来充满信心：“一是大批中青年专业人才成长起来了，可以独挡一面，他们策划能力强，能继续发挥人才作用；二是人民社数字化战略布局早，有两网两库，包括中国理论网、新华文摘网和中国共产党理论数据库、中华传统文化库，有读书会平台，还开发了党员小书包、视频书、U盘书等新产品，齐头并进往前推，出现比较大的增长态势。即便纸介图书下滑，数字化图书仍能保持持续增长。”黄书元考虑最多的是未来，他希望把读书会等平台做起来，真正变成有创意的园地。

    这位自1982年就在出版界辛勤耕耘的“老兵”，直到2014年10月才获得“第十二届韬奋出版奖”。而这项出版行业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眷顾过时任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黄书元。“在我的心目中，韬奋出版奖是出版人的终身大奖，是最崇高的荣誉，我距离出版大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很多年一直没有申报这顶大奖。”

    黄书元说，自己的生命早已和出版融为一体，身体中流淌的是出版的血液，可是和出版界的前辈相比，自己做得还不够。他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到了人民出版社，一心想着做好本职工作。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担当、有责任意识，要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力，做一些贡献，把光和热发挥到最大限度。他的话非常朴实，也非常务实，他说：“我是真正把出版作为事业来追求，希望能够出版一批立得住并能传之久远的好书。”

    是的，黄书元就是这样一位看大势，有远见、大格局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他热爱出版事业，又有着改革进取的务实精神。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的同时，黄书元又不畏困难，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追求卓越，为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出版事业而殚精竭虑、谋篇布局，用自己的辛勤汗水与聪明才智谱写着属于他和他同仁们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