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重建这个时代的文章观

    近来，评论家李敬泽的主要精力放在更宽泛的创作性写作上，以他杂花生树不拘一格的文章无所顾忌地在文坛左突右冲，先后出版了《青鸟故事集》《咏而归》，2018年又推出《会饮记》和评论集《会议室与山丘》，一时间，李敬泽成了中国文坛广受关注的“新锐作家”。

    自出道以来，李敬泽的文章被夸或被贬，皆因他的文章“不像评论文章”，或曰“李敬泽的评论文体独特”。这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吗？还是天性和趣味中隐含的某些特质在写作中无意的表露？

    “我愿意称之为庄子式的知识兴趣和写作态度。让知识、想象、思想自然地获得形式，形成一个整体。”李敬泽在这样“任性”的写作中，追求回到古典的“文”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正重新获得生命力，这是一种自由的书写精神。

    正是这种追求，让中华读书报年度作家评选聚焦到了李敬泽身上。

    “《中华读书报》是我一向敬重的一份报纸，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是从这份报纸中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动态和新知，这是我的知识生活的一部分，我从来是以一个学习者的姿态读这份报纸。所以，从未想过我会得到《中华读书报》的表扬，这相当于课堂上老师忽然点名表扬一个旁听者。我把这份荣誉看作是慷慨的鼓励，但更是严厉的催逼，它的意义和答应一个专栏、签下一本书的合同一样，就是逼迫我好好写，写得更好。”

    这段话，也是本报的一份殊荣。

    中华读书报：《会饮记》中，有时候“我”变成了“他”者。这种置之度外又身处其中的写作，使您找到了一种怎样的感觉？

    李敬泽：我想做一个实验，一开始不是那么清晰，后来就是有意的了。那就是把“我”对象化，把“我”变成“他”。这是为了避免“我”的自恋，相应的，也是为了避免“我”的主观和独断。当然不是说只要用“我”就一定会自恋、主观、独断，我只是想强调，在这个时代，很可能不存在一个自足的自我，我们的“我”都是一个喧闹的客厅，我们的身体里都来来往往着大群的人：古人、今人、新闻里的人、朋友圈里的人，我们都是“社会人”啊，不仅在社会学分析的意义上是这样，在自我的、心理的日常状态中也是这样甚至更是这样，我们都是由大量的碎片堆积而成。

    但另一方面，我想探讨的是这种碎片化的经验的内在性，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地鸡毛漫天雪中找到某种线条、某种形式、某种整体性的律动，或者说，我们如何在日常经验的层面建立起与历史、与社会和精神的总体运动的联系，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之的叙事。这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生存和文学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我不知道我做得怎样，但是我想这是值得探索的。

    中华读书报：谈起您的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散文，大多判断，这是一种有才华的写作。您觉得呢？您认为什么是真正的才华？怎样判断作品或作家的才华？

    李敬泽：谢谢你的鼓励。当你写作时，你会永远觉得你的才华还不够，目标在前边，但车没油了。你永远会焦虑一个问题：我有吗？如果有，是不是用完了？我看自己的写的东西，用读者或批评家的眼光看，有时也会夸自己一下：还是有才的。但同时，作为一个“原批评家”，我对此又怀着警惕：别人在你的作品中见出才华，这本身是危险的，因为很可能是那个所谓的“才华”自己在发光，这个光是作品表面的东西，是技巧、修辞，乃至机灵、机巧，是轻的、甚至轻浮的。我对此深怀警惕，所以，我把你的问题同时当作含蓄的批评，我有时开玩笑地自称“新锐作者”，难免有逞才炫技的倾向，我会注意的，好好修行，万一、或许，能达到杜甫的沉郁顿挫或者陶渊明的浑朴天成。

    但是，要处理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可能确实需要想出一些特殊的办法，新的角度、视野和新的表达，需要世界观、方法论的更新。就散文或文章而言，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文人化的趣味、情调和修辞，这个很受欢迎，其实做起来也不难。我们传统中有非常深厚的、很现成的经验，这至少对我不是很难。但我自己特别警惕这个，因为一不小心就滑过去了，你白衣胜雪、摇头晃脑地一路写下来，实际是不及物的，不面对我们真实、复杂、具体的经验，你只是在抒情，或者说是陶醉在一种很现成的抒情表意的腔调里。我有时也会说自己是个文人，现在不大说了，我想最好还是别那么轻易地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油滑或油腻的文人。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构成了很深刻的启示，他当然很文人，但他从不纵容自己的文人气，他不写文人气的文章，这不仅是性情所致，更是一种文化的和文学的自觉选择，一种现代的创造精神。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好的杂文应该是怎样的？是不是也视鲁迅为榜样？

    李敬泽：这是个好问题。现在，我经常被称为“散文家”，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挺不好意思。因为我并没有打算写散文或者写现代意义上的、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散文。我的那些东西一定要安个名目，我自己更喜欢“杂文”——鲁迅意义上的“杂的文学”。这个“杂文”是鲁迅对现代书写的重大建构，它不仅是指我们所熟悉的鲁迅的个人立场和个人风格，不仅是鲁迅意义上的“匕首”和“投枪”，更是指向一种由他的杂文、《故事新编》《野草》等共同构成的书写和表达的新的可能性，把这些放到一起，你就会想到，当初鲁迅对现代散文的建构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路径的，和周作人他们的路径很不一样，周作人、林语堂他们走到晚明，鲁迅不以为然，他走到两汉魏晋，他所开辟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还远远没有领会和探索。

    中华读书报：您比较提倡“文章学”？

    李敬泽：这说来话长。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散文是“五四”的现代建构，古代文章学几乎无所不包，文以载道，道乌乎不在。“五四”新文学把这个道统文统打掉，然后从中切一块，加上外来影响，就成了现在的散文。这个过程当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现在的散文比中国传统的文章小得多、窄得多。一百多年过去了，渐渐就看出问题来了，现在很多东西都装不进那个散文里面，包括现在自媒体公号上海量的文章，你说它是散文？散文界不承认。当然人家也不需要这个承认。那么这究竟算什么？散文还能不能对应这个时代丰盛的书写活动？在这个背景下，你就看出鲁迅所建构的杂文实际上比我们一直理解的更为宽泛有力，能够对应到现在。你可以想象，如果鲁迅活着，他现在会写什么样的文章？大概也会开个公号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在当下语境中回到“文章”的传统，回到先秦、两汉、魏晋，这不是复古，而是维新，是在一种更有包容性、更具活力的视野里建立这个时代的文章观。

    中华读书报：《会饮记》做了四场活动，都是和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对话，您有怎样的收获？

    李敬泽：除了文学界的朋友，在北京的两场分别请了邱志杰和徐冰，他们不仅是美术家，也是我很佩服的文章家。与他们的对话使我受益良多。实际上，我强烈地认为，现在文学的问题之一，就是关起门来就文学论文学、就文学想文学，文学缺乏与同时代的思想、艺术、科学等等的深入对话，我们深入生活不够，我们也没有能够充分地参与这个时代广泛的精神生活，把文学变成一门自给自足的专业，这很不正常。

    中华读书报：很想了解生活中的李敬泽是一个怎样的人？业余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

    李敬泽：生活中也没有另一种样子啊。业余当然得写东西。其实最想做的是无目的、乱翻书。但现在也难得乱翻，主要是写作也需要有计划地读很多书，而且，还编着一本《中国现代文学丛刊》，月刊，每期看稿子也要靠业余时间。

    中华读书报：总是在研讨别人的会议，当您被研讨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扬州大学为您召开的研讨会，您有何感觉和收获？

    李敬泽：诚惶诚恐，埋头速记。扬大开了一个会，对我很重要。很多学者的意见实际上使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更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做什么、自己还能做什么。

    身份的转化，使我对评论家这个职业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并对他们满怀赞叹和尊敬。当然不是说人家夸我我就赞之叹之，而是，他们确实能够对一个人在创作中、乃至作品完成后那种本能的、直觉的东西作出澄清和扩展，他们让作者有了更清晰的自我意识，帮助他自我发现。而在创作中，你其实不会想那么多，你甚至不能想那么多，你会被念头、兴致、激情、话语的力量带着走，当然你也必须想，但这种想其实是被一种完成的欲望所推动，要使渐渐浮现的、或者涌动着的节奏和形式和某种感受力达至完成。这种状态和过去是很不一样的，尽管无论评论还是杂文，对我而言都是做文章而已。

    中华读书报：工作事务繁多，这几年您的创作频率反而很高。听说很多文章都是被编辑赶出来的，这种模式，似乎从《见证一千零一夜》时就开始了？这和骨鲠在喉不得不写的状态，还是有区别的吧？

    李敬泽：我是很懒的，就没什么骨鲠在喉不得不写的时候。想法固然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写满了各种念头和计划，如果都实现，恐怕就成了大作家了。但没有外力逼迫，也许都实现不了。所以，治懒病的办法就是给自己设置外力，比如写专栏或者先签了出书合同，总还是个负责任守信用的人吧，只得写，把自己激发起来，进入状态。当然真写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快感。我也不觉得骨鲠在喉写的就一定好，写东西不是吐鱼刺那么简单，你得写起来才知道到底有没有鱼骨头。

    工作确实很忙，不过我和专业写作者不同，多少年来一直就是业余挤时间写。其实过去每年的写作量也不少，总有十来万字，只是过去写评论为主，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明显。别人写东西都要坚壁清野、郑重其事，种种讲究恨不得沐浴焚香，我没那么精致，飞机上能写，每天上班前也能写半小时四十分钟。真有了大块时间，比如放长假，七天时间，反而晃晃悠悠荒废着，到了第六天发现什么也没写出来。然后一上班，工作忙起来，好了，可以写了。

    中华读书报：关于写作这件事，您还有怎样的规划？您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作家？

    李敬泽：规划很多，但未必写能够实现，还是先别吹吧。眼前的事就是把《春秋传》抓紧写出来，这个工程很大，初期是两卷本，几十万字，需要集中精力，所以其他散碎的东西就少写了。成为怎样的作家，这个我不大想，这终究是要靠写出来而不是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