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学术

    两百年前，也就是马克思在特里尔出生的1818年，叔本华在小城德累斯顿完成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一年多后，面临投资失败所招致的财政危机，怀着巨大学术自信的哲学家试图在柏林大学谋取一个编外讲师的职位，然而却在为此举行的试讲过程中，与当时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就所谓“生物机能”问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尽管叔本华曾经多次嘲笑后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无知，但是当时饱受政治缠绕的黑格尔并没有注意到年轻同行借此发起的“挑战”。然而，固执己见的年轻人却坚持要求校方将自己的课程安排在与黑格尔同一时间段。结果如众所周知，在1820年夏季学期开设的讲座上，叔本华仅仅吸引到了五个学生，加上因琐事打伤了一位女裁缝惹上的一连串讼事，他被迫离开了柏林。三年之后，当叔本华为了了结这一桩官司再次返回柏林时，他依然故伎重演，将自己的讲座安排在与黑格尔同一时间段。叔本华常常讥讽黑格尔浓重的施瓦本口音、结结巴巴的讲课风格及其辩证法的抽象、枯燥和空洞，他在名为“哲学基础和一般认识论”的讲座中有意地加上了“直觉”“表象”和经验科学的内容，即便如此，来到其课堂上的五位听众中没有任何一位专攻哲学的学生。同样的惨败导致叔本华就此提前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1831年秋在一场席卷欧洲的大瘟疫到来之时，叔本华逃离了柏林，而他的近敌黑格尔却在几个月之后的傍晚死于这场瘟疫当中。美国学者戴维·E.卡特赖特的《叔本华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为我们追溯了叔本华对黑格尔发起的这场学术挑战的种种细节。究其实质而言，前者的哲学源于康德和柏拉图，热衷于探求康德的“物自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叔本华看来，后者就是柏拉图意义上那个超越感性世界之外的永恒的理念，不过这个理念只是盲目冲动的意志而已，叔本华认为唯有如自杀或佛教主张的“涅槃”方能克服由意志冲动招致的痛苦，获得柏拉图意义上的灵魂安宁。黑格尔也执着于理念本身，但这个理念却是遵循理性的原则处在自我运动之中，风俗、法律和制度正是这一理念不断外化的形式而已。究其实质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1789-1830年代在莱茵河彼岸的法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哲学沉思。1806年10月13日，就在耶拿战役的前一天，黑格尔亲眼目睹了骑马出城巡视的拿破仑，他将这位法国皇帝视为“世界精神”的化身，并说道：“看着这样一位全神贯注地策马出行，凌驾于世界之上并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人物，实在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绝妙感受。”两年之前的1804年1月15日和16日，叔本华也分别看到了拿破仑在杜伊勒广场检阅意大利军队和在巴黎法杜剧院观剧的法兰西皇帝，然而，他的感受却是失望。十多年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认为拿破仑受自我主义驱使，“牺牲他人以追逐自身的利益”，断言他“揭示了人类意志的全部恶毒”。所以，面对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和灾难，叔本华像对待所有的人生痛苦那样只有不断的加以躲避。因此，当1848年革命的风潮来到法兰克福时，从自己居住的美景街的两层楼公寓上俯视街头巷战的叔本华，诅咒那些人们是“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他甚至将自己的手枪交给了前来平定这场骚乱的奥地利军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恰恰是借着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在人们心目中引发的普遍失望情绪逐渐受到了重视而流行开来。

    在叔本华那里，拿破仑战争并没有像在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人那里激发了传统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以此为契机，在浪漫派文人、学者和政治家中形成了一套建立在德意志土地和血液基础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它成为20世纪乃至当代全球范围内的诸多民族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种。然而，这种旧式的民族主义理论由于其言说的地理范围仅仅局限在旧欧洲，它无法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比如说波兰、捷克等等东欧长期受到受沙俄压迫的各个小民族，以及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在民族主义旗帜引导下的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做出合理的和有效的解释。与短暂地受到拿破仑侵略的普鲁士不同，上述东南亚国家长期以来先后经受了荷兰、英国、日本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她们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基于族裔观念之上的民族意识，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兴起？出生在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昆明，先后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自传作品《椰壳婉外的人生：超越诸多边界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承认正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带来的幸运使他本人成为了因为接受上述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而蜚声国际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在这部妙趣横生的传记当中，安德森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一名历史人物来分析。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在剑桥校园里引发的种族歧视培植了安德森对弱小民族的正义感；1957年匈牙利事件之后的莫斯科之行激起了安德森对左翼思想的兴趣；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康奈尔大学接受的东南亚研究的训练让安德森在1962-1964年奔赴印度尼西亚当地进行长期的社会调查；还有安德森自小对文学和艺术的钟爱，加上后来受到的维克多·特纳注重象征符号之文化含义的人类学研究，以及法国书籍史研究，以上种种现实政治和学术方法因素使得安德森将东南亚民族主义和出自欧洲的古老的民族主义源流做出了区分，将前者视为印刷资本主义所成就的、基于民族想象的产物。

    李斌的新著《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细致地梳理了郭沫若在少年时期接受的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观念，从而很好解释了这位史学家从30年代直到共和国初期一以贯之的尊孔批法态度。

    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场政治革命首先改变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那么如何将传统文化中代表贵族和士大夫的美学趣味加以“去魅”，从而为新的社会主义世界“赋魅”？这是摆在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者面前的一项急迫的任务，朱羽的新著《社会主义与“自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便是通过对“新山水画”、50和6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展开的美学大讨论、大跃进运动的诗歌和绘画创作、社会主义喜剧和相声等等艺术实践的详细分析，从社会主义改造精神世界的实践角度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个繁难的议题。与以往的艺术史和美学史研究单纯局限在抽象的观念和义理分析不同，该书将上述理论问题放置在学术与革命的脉络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