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交往是在199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承办的全国教育出版社的年会上,二十三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记得当时黄旭还是助理,在会上并不张扬,甚至有一点腼腆,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厚道。眼镜后面藏着一双智慧真诚的眼睛,总在微笑。倒是他那一副好歌喉,在当时的教育出版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很聊得来,那时宣传出版的媒体寥寥无几,我既编光明日报的《读书与出版》专刊,又编《书摘》杂志。有时缘分很重要,有缘的人会友谊长存,不管以何种方式。我们约好在北京见,结果会后没几天,我们就在北京又见面了,大家坐在一起,聊出版动态,聊发行,那时年青,干劲十足。
我是一个比较散淡的人,但是黄旭让我帮他找选题我却记在心里。那时我与孙郁兄关系很好,他在北京日报社副刊工作,我也经常给他写稿子。后来孙郁调到鲁迅博物馆当馆长,我也就经常到鲁博去找他聊天。我们俩不聊别的,都是聊鲁迅、周作人、张中行、汪曾祺等。当时鲁博的肖振鸣说他有一个选题,并且王得后先生说这个选题很有价值,就是《鲁迅著作手稿全集》,后来文物出版社出了十几套就停下来了,很遗憾。鲁迅收藏有六千多张汉画像和拓片,也有出版价值。他们问我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些,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福建教育出版社,想到黄旭。我跟黄旭联系,黄旭与鲁博的朋友们见面以后一拍即合。《鲁迅著作手稿全集》就这样以线装本的形式出版了,富阳宣纸,蓝色封面,装帧大气,一看就是大手笔,记得这书得了福建省第七届优秀图书编辑奖(一等奖)。2018年天津的拍卖会上,这套书还上拍了,这就是回报,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
编了《鲁迅著作手稿全集》以后,我和黄旭商量,准备编一套《野草文丛》(后来黄旭把它编入“木犁书系”的一个系列),作者都是当代名家,还有中青年作家。他们分别是邵燕祥、钱理群、王得后、王乾坤、孙郁、黄乔生等,这套书的设计者是裘沙和他的儿子裘大力。书从封面设计到装帧都很有特色,有人说,这忧郁的封面很能代表裘沙的风格,有鲁迅精神的气息。
鲁博和闽教社的这两次合作,奠定了后来闽教社和鲁博长期的合作基础,也受到了当时出版署领导和版协的关注。
黄旭后来当了社长,他喜欢出版,这给了他埋头苦干、大展身手的舞台。社里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编辑部,也可以说是驻京办事处。舞台大了,人手多了,事情也就多了。他有时到北京来,虽然是匆匆忙忙,但我们还是会凑时间相聚在办事处一间朝南的小屋里,窗外蓝天白云(当然也时有雾霾),屋内谈笑风生。泡一壶浓香的武夷岩茶,一边品茗,一边谈书论书,聊出版动态,至今回想起来,也觉得惬意满怀。他的好书一本本在出,有《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国士无双伍连德》《世界文明大系丛书》、“莫理循系列”“叙旧文丛”等等,这些书有特点、有价值。出版社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常给我们提供书,《书摘》杂志几乎每年都要宣传闽教社十几本书。
终于又等来了合作的机会,大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诗集《银翘集》新的修订版在我手里,是我的一位友人纪红整理,我一个字一个字编辑校对的;有疑问的地方大概有二三十处,与杨宪益先生核对,做到了万无一失。这本书稿我首先想到给福建教育出版社,给黄旭。书出版了,封面是一张杨先生的照片,杨先生拿着书说:“这是给我出版的最好的一本书。”我猜,他一定是看到了封面的大照片高兴脱口而出的。这本书印出来,很快就销售空了,至今我身边的许多朋友还在找这本书。
黄旭是出版社的领导,其实我们之间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我也没觉得他是社长,就觉得他是兄长,是朋友。彼此之间很信任,交往可以互通有无,无话不说。
时光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2016年冬,当我听说他退休了,还特意写了首《致黄旭》的小诗,以表达我们之间的情谊:
相识在扬州,转瞬二十年。物换已星移,岁月催容颜。弟居九州北,兄住华夏南。遥遥二千里,往来却频繁。出版亦有梦,不辞跋涉艰。好书多上榜,交口皆称赞。六十一甲子,马老要卸鞍。此乃平常事,愿君多欣欢。
我猜,他看了我的诗,也一定感想很多,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工作,这就是友情。
和闽教社、和黄旭兄合作了二十多年,是愉快和充满友谊的岁月,这二十多年留下的欢声笑语是无法更改的,值得珍惜留恋。
愿福建教育出版社不忘初心,越来越好,好书越出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