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和贫穷的根源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Acemoglu，土耳其裔）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A.Robinson）在2012年合著出版的，探讨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国家经济和发展的影响。此书奠定了这两位年轻教授在制度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级大师”地位。2015年，经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李增刚先生翻译，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两位教授历经15年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揭示了国家贫富的根源既不是地理（地缘）因素，也不是什么资源、文化或是气候特征等，而是制度。也就是说，尽管过去有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资源决定论等，但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制度。两个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或地区，比如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城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城，中间只隔一道栅栏；再如非洲刚果卡塞河（刚果河的一条支流）两岸的乐乐和布松地区，等等，上述两个国家（地区）在文化、地理、气候等一开始都差不多，甚至完全一样。但是，经过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后，为什么一个国家致富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另一个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研究跨越两千年的时间轴，两位教授从古罗马讲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再讲到现在的美国，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邦、中世纪威尼斯、拉丁美洲诸国、英国、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乃至非洲诸国，在国家发展和政治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大量历史证据，发现一些国家之所以在发展上能够实现良性循环和螺旋式上升，实现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经济增长，是因为这类国家总体上采用了包容式（inclusive）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另一些国家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是因为这类国家采用了汲取式（extractive）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包容性和汲取性两种制度、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形成了有关国家发展的四个维度制度体系：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汲取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首先，何谓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通读全书，作者实际上并未对这两种制度给出明确的定义，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的说明，并把这些制度归为包容性或汲取性制度。两两组合，便形成四个维度（或四种选择）的制度体系，对应着不同的国家。

    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国家均采用了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时期的北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和亚洲。历史上许多国家逐步演变然后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些持续发展的新兴国家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制度。

    包容性的形成有其偶然性，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书中讲述了从古罗马到现代欧洲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和制度变迁，从中世纪的英国到现在英国的变迁，从殖民前、殖民中到殖民后的美国的发展等案例。书中明确指出，上述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

    比如，书中强调，14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7世纪发生的英国内战、1688年发生的光荣革命以及后续瓦特发明蒸汽机（属于颠覆式创新）等，都是推动英国逐步形成现在包容性政治制度及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偶然事件”。以黑死病为例，本来于欧洲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造成大批劳动力和农奴死亡，但由此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欧洲的封建贵族们和农场主们不得不给幸存的农奴做出巨大的让步，因为劳动力骤减，需要对农奴们进行巨大的激励和让步才能够动员他们参加劳动生产。久而久之，贵族、农场主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形成了制衡。

    再如，当前南美洲和北美洲为什么发展得不一样，差距如此巨大？也是偶然因素。书中分析说，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殖民之前，南美和北美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南美，南美有大量的铜矿、银矿、金矿等自然资源，西班牙人可以轻易地夺取这些资源并躺在这些资源上睡大觉，而不需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制度创新，久而久之在南美形成了汲取式的制度。直到现在，拉美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没有解决，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与此相反的是，当年英国殖民者到达美国时，他们没有西班牙人幸运，北美当时基本没有唾手可得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气候寒冷，英国殖民者不得不带领当地原住民发展生产，这就“意外”导致了北美洲能够率先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久而久之，形成了包容性制度。

    包容性只是国家取得长久发展和最终成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但是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不能确保一个国家实现长期增长并最终成功。书中指出，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起对王权的制衡和现代议会制度后，已经实现了30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间当然出现过停滞甚至倒退，但不以改朝换代为代价）；美国自19世纪60年代废除农奴制起，已经实现了近150年的持续增长；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实现了超过100年的持续增长。显而易见，英国美国和日本无一例外均是采纳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目前世界上大多实现具有包容性特征的国家，有的经济并未实现长久持续发展，其国家并未取得最终成功。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拉美地区大部分国家采用的都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实际上就是民主选举+市场经济），但国家发展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昙花一现”式的成功后，进入九十年代直到现在，拉美国家尚没有一个跨出“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一流发达国家行列。

    极度多元的政治制度，缺少权威的政治体系，往往是一盘散沙，国家可能比那种汲取性的政体还要悲催，最为典型的就是索马里、尼泊尔等国家。书中谈到，为什么索马里会成为失败国家的典型，是因为在索马里，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能够脱颖而出，把其他的政党团结起来，去带领国家和民众前进。在非洲还有一些与索马里状况非常类似的国家，没有像样的政府，有的是无止境的部落冲突和教派战争。

    前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是社会和市场拥有持续创新的动力，二是当权者能够接受一波又一波的“创造性破坏”（颠覆式创新）。书中讲了一个案例让人印象深刻。1589年，一位叫威廉·李的英格兰人不忍看到母亲和妹妹长久地坐在黄昏暮光中穿针引线，于是便发明了一台“针织机”。发明后，他便向当时的女王伊丽莎白申请专利。女王拒绝了他的申请，说道：“李先生，你胸怀大志，但是想一下，这个发明能够为我贫困的臣民做什么呢？它会让他们失业，毫无疑问地给他们带来毁灭，会让他们沦为乞丐。”其实，女王对威廉·李卓越发明的反应正是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威廉·李的发明属于创新和“创造性破坏”，而对创造性破坏的担心和拒绝，是造成从新石器革命一直到工业革命前全世界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提升的主要原因。

    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长期而言一定会使人类社会更加繁荣，但也会造成新技术取代旧技术，会造成对特定人群经济特权的政治权利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颠覆式创新”和“创造性破坏”难以发生在汲取性制度下的原因。

    就人类社会历次重大的发展而言，几乎一开始都是“创造性破坏”。比如，纺织机的出现使得人们丢掉了饭碗，从而出现砸毁机器的现象。但是，如果社会的管理者害怕由于创造性破坏而使自己失去控制、失去权力的话，那么创造性破坏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1978年发生在中国安徽小岗村那种“包产到户”的做法，在当时而言就叫“创造性破坏”。幸运的是，这种“创造性破坏”被接纳和推广了，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发展。

    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持久增长。截至目前，中国可归为“成功国家”的行列，中国模式的成功可归结为“适度包容的经济制度使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打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研究得出的这套“政治经济铁律”而言，本身就属于“创造性破坏”。显然，如果中国经济还能将3~5%左右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三五十年左右，那么毫无疑问，到205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到那时，中国基本上就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到那时，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模式也将是对这条“政治经济铁律”的创造性破坏。

    如果中国未来发展只得遵循现有发达国家模式的“路径依赖”的话，我们可能永远超越不了欧洲和北美。因为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的东亚国家，无论是俄罗斯和土耳其这类“准欧洲”国家，它们在过去几十年差不多照搬了两位教授提出的包容模式，但到目前至多也是欧美某些方面的翻版，尚未出现一个真正在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上超越欧美的国家。

    中国的发展除了充分吸纳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外，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因为无论是“弯道超车”还是“改道超车”抑或是“创道超车”，都说明：只有改变规则和颠覆式创新才可能后来者居上。最后，用美国西北大学人文科学与经济学教授乔·默克尔（JoelMokyr）对本书的评价作为结尾：“世界上两位最优秀、最博学的经济学家致力于一个最难的问题——国家为什么有的富裕而有的贫困？他们将深刻的经济学知识和政治史结合起来写，全书引人入胜且富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