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马克思：读《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

    差点做了古典学教授的马克思

    马克思，一个对中国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熟悉的缘由众所周知；陌生这一面，人们往往并不自知。譬如说吧，有几人说得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题目，或者他成为革命导师前原本的“志业”（德文：Beruf）？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妥妥的古典学题目；他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后，即谋求“以教授古希腊哲学和历史为主的学术职位”。这一点也不奇怪。E.M.Butler在其颇具争议的《希腊对德国的专制》中这样描述青年马克思所处的文化氛围：

    希腊文化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大势，在一切地方影响她的思想、她的标准、她的文学形式、她的想象、她的视野和梦想。……德国更忠心地模仿希腊，更不可自拔地被它迷住了，……希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最大的影响是在德国。

    马克思17岁拿到的高中毕业证上这么写道：“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德语和历史学习很勤勉。”直到生命尽头，马克思还在读古书。他的书房藏有“89卷古希腊、古罗马作者的著作，其中48卷为原文”。这导致了三个结果：

    1.马克思能随时引用希腊罗马的典故。仅博士论文里就引用亚里士多德33次，尽管亚里士多德不是其中的主角。

    2.一战以来欧洲古典教育的衰退导致后人读马克思有隔膜。“马克思的文章是写给他同时代人看的，用当时熟悉的术语，并假定他们熟悉他用以说服、证明和澄清问题的事件和典故”。

    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内心深处始终有个古希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在博士论文完成两年后的一封信里，他这样说，“……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最后还会看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这里的“过去”指的正是古希腊。因而认为马克思学说的三大源头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国民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相当浅近的解读。

    革命的传统主义者：马克思与哥白尼的复古

    马克思显然认为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可比之于亚里士多德；他也惊人准确地预见到后黑格尔哲学的剧烈分化（“实证的现实就成为一种介质，绝对之光透过介质，在神奇的五光十色中折射……”），恰如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因而他对伊壁鸠鲁的推崇乃至回护就不难理解了。考虑到科学主义传统在中国影响之大，我们举科学史的例子来帮助理解。

    哥白尼继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之后重提日心说，或更准确地说，将托勒密宇宙体系改造为一个日心体系，这常被视为科学革命的发端。但只须将“后见之明”的干扰暂时撇开，就不难察觉，在当时看来这理论本身并没多少革命性可言。日心说是希腊古已有之的与地心说平行的传统，只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后来大流行而未被选中、未被数学化而已。更关键的是，哥白尼的动机只是对公元2世纪托勒密工作的不满——尤其是后者独创的equent（对点，译法繁多，不列），打破了之前古希腊人一直坚持的信条“行星运动必是匀速圆周运动的叠加”，破坏了宇宙和谐。因而，哥白尼是不折不扣的复古者，虽然为了复古，不得不有所创新。他的《天球运行论》从体例篇章结构看，就是托勒密《至大论》的一个修订版，目的是消除古希腊天文学的重大瑕疵，恢复宇宙的和谐。

    类似的表述对于马克思也完全成立。他对黑格尔宏大体系的不满，一言以蔽之就是后者对“市民社会”原则做出了太多妥协，偏离古希腊社会理想。而不是像有的人以为的那样，黑格尔《法哲学》将家庭—城邦的古典二元结构改造成“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重结构时一厢情愿地将普鲁士王国塑造成理想国度和麻烦解决者。

    什么是古希腊的社会理想呢？“人在社会中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一目标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事业。”马克思献身该理想是毫无疑问的，哪怕在不完美的古希腊理想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之间，马克思的感情倾向于哪边也十分明显，在《资本论》里他写道：

    他们（古希腊人）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顺带嘲讽了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区分家政学和理财学，马克思相应地有我们熟悉的C-M-C与M-C-M'。马克思同样反对放任资本逐利的“盈余导向的经济”，而认同“面向需求”的经济，只是后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可避免主要为古典“家主”、封建主服务。但马克思仍希望，“人们将使交换、生产以及他们彼此发生作用的方式重新得到控制”。无怪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承认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并对他自己劳动价值论的提出至关重要。事实上，共产主义的最初设想可追溯到前5世纪的雅典喜剧和前4世纪柏拉图的对话体散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详细讨论了共产社会，尤其是古老形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城邦制：难以超脱却常被忽视的古典背景

    要能纠市民社会之偏，本身必须有强于它的力量；这种力量也必然伴随着危险，这危险未必就小于黑格尔的普鲁士王国。

    笔者曾考证《法兰西内战》及其恩格斯1891年导言中“人民”一词的用法。该词共出现27次，可分为两类用法。第一类占了20次，人民可以欢呼、“允许”某事，还能“欣然同意”，这种“人民”不能是抽象概念，只能是有限地域内，有良好组织、因而随时可以表达集体意愿的“武装群众”，或者说有统一的情绪、情感和意志，能直接做出各种决定的政治实体，与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作家的用法完全一致，实际上就对应古代的公民大会。剩下的第二类则泛指“劳苦大众”。这种用法在古代作家笔下也有，但更罕见，也更少脱离具体的城邦。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问题上确实主要在运用古典古代的人民概念。这与他们对城邦古典希腊的推崇是一致的。顾准即正确地指出，正如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转为国民公会是复古，《法兰西内战》同样在复古：

    1.主张法国各城市都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都是直接民主。2.主张共和国是各公社的自由联合体。3.主张彻底打烂自大革命以来历经两个拿破仑皇朝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恢复雅典时代简直没有行政机构的作法。4.取消常备军——恢复雅典和共和罗马的民兵的、公民的军队。

    只要将“公社”替换为“城邦”，马、恩推崇巴黎公社的古典古代背景即清晰可见。communism这个词，按其词源commune，不如译为“公社主义”，也就是城邦主义。然而30万巴黎市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哪怕面临围城的巨大压力也依然无法构成一个古典古代意义上的、有效率的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10个人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自给；10万人的城邦是荒唐的，因为公民间互不了解对方的行为、能力、名望和财富，所以统治者很难发号施令，或进行有效的仲裁。”这个论断至少在19世纪末尚未过时。实际上，马、恩在正文和导言中，不约而同地以罗马内战和共和国覆灭类比巴黎公社：

    看了这一切恐怖景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种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绘的另一副更加丑恶的面貌吧。

    伦敦的一家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埃尔韦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上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话：

    “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堕落和腐败的罗马就又开始沉湎于毁坏其躯体、玷污其灵魂的酒色之中了——alibiproeliaetvulnera,alibibalneae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酒楼）。”

    从小浸淫古典作品长大的马克思，很难不把城邦制视为理所当然；德意志即便统一成第二帝国后，封建贵族与各邦国的特权犹在，各地法律不同，柏林的权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怎样设想在一个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那样的国家搞共产主义的光景呢？

    尾声：历史终结了吗？

    撰写本文时，笔者刚结束在英国剑桥五个多月的访学。冷战结束之际福山“历史终结”的乐观预言早已烟消云散。慕尼黑机场的休息区比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好很多，同时也有持枪的警卫站岗、巡逻的警官盘问，气氛紧张，全不似英伦放松。孤悬海外的英国、日本，及人口仅城邦级别的北欧小国（虽然疆域不小）也许趋近于历史终结，但广袤的欧亚大陆、非洲美洲显然还很遥远。搁笔之际正值“黄马甲”运动风起云涌。“巴黎在燃烧”“法国完了”之类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哀叹声不绝于耳。本书的第四章——《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古希腊传统》的结尾，正可提供某种启示：“一个不自然的安排是不能持续长久的”，眼下发生在街头的景象，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