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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戈革教授驾鹤西去已经11年了！在一年一度去深圳评“十大好书”的往返旅途中，我一直在读这本《独具一戈：戈革纪念文集》，感慨良多。不管这本纪念文集是多么“小众”，多么冷僻，我们必须来谈一谈它。
我既是戈革先生的忘年交，也是他的粉丝。本来这种纪念文集通常只有“圈子”里的人会关注，但戈革先生与众不同，他是一个特立独行、文理兼通、才华横溢的人。他作为物理学教授，独立翻译了全套《玻尔集》，为此丹麦女王向他颁授骑士勋章。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是非常优秀的旧体诗词作者，非常优秀的篆刻家。后面两项谓之“非常优秀”，绝非通常套语。当今被目为（或自己认为是）旧诗作者或篆刻家者多矣，以我所见，放到戈革作品面前，无不黯然失色。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够有机缘读到这本冷僻的文集，多情才子竟西行，后人哪怕只能通过这本文集稍稍领略戈革生前的风采，也必大开眼界。
书中有不少戈革的学生写的回忆或悼念文章，因为是以前未曾发表过的，所以我都是第一次读到。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范岱年先生写的长序。此序不虚美，不饰非，实话实说，甚至对戈革的某些缺点，以及某些可能戈革自己也未必乐意提起的变化，也不讳言。实在是一篇感情真挚、见解通达、人格高尚的好文章。
刘：我们以前确实曾以很长的篇幅谈过戈革，里面也回忆了不少戈革先生的往事。
首先，正像你所说的，这是一本冷僻的文集，也就是说，其实能够有机缘有兴趣读到它的人数是不会太多的，而且，在学界、出版界现在的状况下，像戈革这样的学者，在其身后能够出版这样一本纪念文集的概率也并不是很大。此文集能够出版，有赖戈革的几位直接或间接的弟子的努力。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一本纪念文集，应该选取刊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合适的？或者，就像此文集所展示的戈革，在今天能够传达给读者，尤其是传达给那些对戈革原本了解不多的读者一些什么重要的思考和启示呢？
戈革这样的学者，本来就是非常罕见的，在今天，更不用说在以后，恐怕更是极难出现的。人们了解到曾经的这样一位学者的人生和学术，除了纪念的意义和一种珍稀的历史人物样本的意义之外，还会给人们带来什么特殊的价值呢？
江：
我猜想，编者收集了这些会议和纪念文字，应该是全数收入本书的，当然编者做了分类，第一部分是“学生及后辈”的文章，第二部分是“朋友与家人”的文章，第三部分是“戈革学术追思会”和“戈革逝世十周年座谈会”的纪要，第四部分“附件”中，包括了戈革生前的数次口述资料的整理。如果是将收集到的资料全数收入本书，那编者就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
不过对于你的前一个问题，我倒有一些延伸的想法，我觉得编者可以考虑多收入一些材料，使得这部文集更为丰满。比如，将原书的第四部分“附件”改为正文的第四部分，而增加一些在此文集各篇文章中提到的戈革诗词、文章、书籍选段等等，作为本书的“附录”部分。这样做的合理性至少有两点：
一、原书中的口述资料部分，本来就已经在戈革的“著述”范畴之内，那又何妨再收入一些戈革的佳作呢？二，也是更重要的，考虑到戈革的著述有强烈的“跨界”色彩——例如从物理学史到武侠小说评论再到旧体诗词和篆刻，要想让读者对戈革其人有一个强烈而明晰的印象，不提供适当篇幅的“原著”，不让读者有“鼎尝一脔”的刺激，那是远远不够的。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很难想象戈革是一个何等才华横溢的人。他们也许会以为，这本纪念文集也就是一个叫戈革的人的一些学生和朋友们为纪念他而写的应景文字而已——事实上这样的纪念文集早已司空见惯。
你的后一个问题，即这本纪念文集对于原先并不了解戈革的读者能引发什么思考和启示，我以为文集内最能引发这类思考和启示的，当数范岱年先生的长序，和熊伟的长文“古道西风忆戈革”（多一句嘴，此文标题若改为“西风古道忆戈革”，即成律句，对于纪念精于旧体诗词的戈革更为相得益彰）。此两文又是我们以前谈戈革时尚未问世的，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出版戈革先生这样一个奇人的纪念文集，有两点是比较特殊的，其一，是充分展示其作为学者、文人和科学史家的特殊性，其二，是如何权衡来自各种角度和立场对戈革的评价。关于后一点，也恰恰是因为戈革在为人个性上的耿直、率真、不拘一格甚至于固执的特点，而带来的正、反的评价和解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只是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高大全的形象，反而会削弱这个人物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人的吸引力。
看看近几十年来我们学界的学者，更不用说当下那些“标准”的学者形象，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所受教育和知识背景的偏狭，在研究领域上的单一化，以及在研究趣味上的贫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正是戈革这个人物最有特点的方面，正是他在传统文化修养上的精深，以及将篆刻、武侠、书画与其学问的打通。虽然他现在被人们纪念的第一身份还主要是作为物理学史家、玻尔研究专家，但即使在这些专业性的研究工作中，那些其他相关的文化背景与修养所起到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也许这会是让未来的学者们继续研究的一个课题。比如文集中收录了我整理的戈革的童年经历回忆（可惜只是未完成稿），也应该算是为后人留下的相关史料吧。
戈革一生写下的著作、译作文字数量惊人，但由于专业隔阂等原因，并非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充分了解，在此我又想到，纪念文集如果能整理一份完整的戈革先生著译目录（此书只收录了他的年表），也许会让史料性和纪念性更加完美吧。
江：
你的意见非常正确。对于这样的纪念文集，一份完整的著译目录当然能增色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对戈革的评价，事实上在他生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同意见。戈革当然不是完人，他性格上也有缺点。我1982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念研究生，到1988年博士毕业，这期间我和戈革有大量的私人交往，我常常会在他家里盘桓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根据我在他身边时的观察，他性格上的缺点其实也就是“恃才傲物，牢骚太盛”八个字而已。
恃才傲物这一点，相信在戈革身边的人都有感觉，这在范岱年先生的长序和熊伟的长文中都有反映。熊伟当年“戈先生就恨别人没学问”一语，就是对戈革这一性格的精准描述，戈革词中“常恨乾坤有外行”之句，也可以视为他这种性格的夫子自道。戈革确实有才，而且才华横溢，可以说他有恃才傲物的资本，但是恃才傲物毕竟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
牢骚太盛，一部分就是恃才傲物导致的后果，因为不甚和谐的人际关系影响了他的境遇和心境，而不理想的境遇和不愉快的心境发为文章，自然就是牢骚了。另一部分是因为戈革的精神，几乎一直生活在学术、艺术的云端，他对于人情世故和红尘俗事很不精通。即使他有时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世俗的考量，但这种考量往往显得有点笨拙。他的词句“一生不戴乌纱帽，半路常逢白眼狼”，反映的正是这方面自嘲和自恨。
我猜想牢骚太盛还有另一个隐秘原因，可能和戈革的情感生活有关。这样一位多情才子，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遇到对他倾慕的女性是难以想象的，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指望花荫重遇见，无人行处都行遍”“平生一事太遗憾，不信刘郎胜阮郎”这样的句子，都出现了不止一次。不过，根据我做过的一点粗浅的“索隐”功夫，我判断戈革始终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所以他至多也就是在诗词中表达一点优雅的“牢骚”而已。
回忆戈革的性格，包括为人们所称赞的方面，也包括有争议的方面。正是这种综合性的判断，才构成了一个人独特的人格。
回忆前人，也摆脱不了对今日的观照。我们回顾和学习戈革在科学史领域的工作，作为我们学术发展的借鉴，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感慨，这样的成就取得之不易。除了戈革先生个人的执着，在当时他所处的环境中，取得这样的成就就更为不易了。这也颇令人感叹。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环境能够更为包容一些，则无论对于戈革先生本人的生活和心态，还是对于学术与文化的发展，岂不是都会更加理想？
江：
你的这个意见我完全赞同。戈革如果能够有更好的、更包容和宽容的环境，肯定有望作出更高更多的成就。
说起戈革的成就，要公允评价也不容易。这本纪念文集收入熊伟的一篇长文，特别值得注意。熊伟虽不是戈革的弟子，但他拿出治学的劲头，尝试对戈革各方面的成就进行论列和排序。这是文集中唯一作此尝试的文章，实属难能可贵。有点出人意表的是，熊伟对戈革各方面成就的排序（由高至低）居然是这样的：
文章、篆刻、诗、翻译、玻尔研究、科学史研究、教育、书法、绘画。
这样的排序，若起戈革先生于地下，不知他会不会有“熊伟胡闹”之感？戈革的学术翻译和玻尔研究，既是他最倾注心力之事，也是他获得学术声誉和社会认可的主要原因，却只能位列第四、第五？
当然，熊伟有权这样排，因为他有他的标准和他自己的判断。他的标准是三条：1.不可替代性；2.与该领域同行的比较；3.影响。这三条完全合理，无可非议，但问题可以出在对这三条的符合程度的判断上。例如，如果认为戈革的“玻尔研究”别人也可以做，或者别人已经做了不少，或者对后世的影响有限，那排序自然可以靠后。
这种排序无疑可以见仁见智。不过，我实在是太喜欢戈革那些缠绵悱恻风流旖旎的诗词作品了。
排序确实可以见仁见智，而且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至少，在熊伟这个排序中，文章还是排在第一位，而文章实际上是可以涵盖科学史研究、玻尔研究的表述的。
但因为这个排序涉及到太多的领域，一般来说，不同领域的规范或者标准通常会很有些不同，当然我们也就可以想象对这个排序显然也会有不同的评价。或者，这种涉猎内容甚广，也正是戈革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只是部分偶然的生计和职业约束的原因，使得他最终还是以玻尔研究和科学史研究为立身之所。
排不排序，戈革都只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才，倘若他泉下有知，也许会对人们给他的贡献进行排序的行动嗤笑一声吧——尽管他也在自己所著的《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中依照个人喜好为金庸书中的人物认真地排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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