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从1976年以鲁迅研究为职业，至2008年延期退休，其间整整32年。但我的文字见诸书刊是始于1959年，至今59年。虽然我并没有什么可以流传久远的著作，但由于笔耕不辍，近60年来连写带编也出版了一百多种书；至于在报刊上发表的长短作品，那就很难有一个精确的数据。正因为有上述经历，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接触过的媒体很多。

    我还算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在我接触过的出版社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艰难中正规运作，大力支持和扶持作者。我也从来没有自费出版和购买版面的经历。在亦师亦友的出版社中，于公于私跟我关系最深的是福建教育出版社（文中简称为“闽教社”）。

    我最早跟闽教社发生联系始自2000年。当时该社出版了一套《木犁书系.风雨文丛》。这个书系的名称让我颇为感动。因为“木犁”是一种原始的农耕用具。策划者以此作为书系名称，表明这家出版社希望能够从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的艰难过程中，结出更多的精神果实。所以，闽教社期望“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这不啻出版界理想主义者的一份宣言。因为受了感动，我也提供了一本学术随笔自选集《倦眼朦胧集》加入。以“倦眼朦胧集”为书名，是因为我夜间坚持写作时，常常困倦得睁不开眼，抽烟、洗凉水、涂清凉油都无济于事。但我仍然放不下这支秃笔，这是因为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将拙作交闽教社出版，可视为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一种交流合作吧。

    跟闽教社的负责人直接打交道也是在本世纪初。一天上午，鲁迅博物馆陈列部萧振鸣先生带来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就是闽教社副社长黄旭。这位客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敦实，憨厚，内秀；有出版商的精明，也有出版家的睿智。他大略向我介绍了该社的发展战略：以出版教材教辅为主，也重视出版适合市场的文化学术读物。具体地说，就是该社当时想出版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钱玄同日记手稿。因为钱玄同是五四文学革命前驱，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我当时又担任副馆长兼分管资料部，所以他特来征求我的意见。鲁迅博物馆对于出版馆藏资料的工作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使原本“深在库房人不识”的死资料变为社会公器的最佳方式。钱玄同家属大力支持研究他们前辈的文化业绩。我清晰记得钱玄同的长子钱秉雄对我说：“我们钱家姓钱，但不爱钱。我如此，我的兄弟钱三强也如此。”所以，2002年9月，一部装潢考究的《钱玄同日记（影印本）》（1—12卷）就问世了。13年之后，另一部由著名学者杨天石主持的《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两种不同的版本形式：影印本保存了历史原貌，整理本将难于辨析的手稿转换为清晰可辨的简体字。整理本虽然搞了二十余年，功德无量，但由于日记手稿多达1448页，字体多，语种多，征引文献多，认错字、断错句、输入有误差的情况仍在所不免。所以，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这两种版本的存在各有其价值，应该对照阅读。

    我跟闽教社的另一次愉快合作，是充当了出版许寿裳遗稿的中介人。许寿裳是传记作家、文字音韵学家；他不但是鲁迅生死不渝的挚友，而且是一位改变了鲁迅命运的人。我很早就结识了许寿裳的女儿许世玮，后来又到台北拜访过许寿裳的二儿子许世瑮和他的长儿媳华珊。记得1989年许世瑮就交给我一大包许寿裳日记（1940—1948）的复印件，这批日记涉及到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历史和日本投降后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引起了台湾赴日的黄英哲博士的重视。以许寿裳研究为文字缘，我跟黄英哲也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许世瑮去世之后，他的夫人徐梅丽将许寿裳遗稿交黄英哲保管处理，并开具了委托书。2007年前后，黄英哲来北京，郑重征求我对处置这批遗稿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提出建议：遗稿无偿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典藏，唯一条件是交闽教社全部影印出版。理由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是一个认真办事的文博单位，不会将文物糟蹋或被少数人据为私有；而闽教社是一个认真办事的出版机构，又有影印出版《钱玄同日记（手稿本）》的经验。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不够规范的背景下，能找到这样两家靠得住的单位，是颇为幸运的事情。2001年9月至2016年3月，《许寿裳遗稿》及《许寿裳家藏书信》共6巨册由闽教社出齐。这是对许寿裳先生的一种很切实的纪念，也为今后深入开展许寿裳研究奠定了基石。

    回忆和闽教社的合作，还必须提及该社对鲁迅经典及相关研究著作出版的重视。由于鲁迅著作成为公版书，为了盈利而出版鲁迅创作的出版社并不在少数，但真正以弘扬鲁迅文化遗产为志向的出版社并不多。我印象中，八十年代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在地方出版社中堪称表率。从上世纪末至今，闽教社后来居上，先后出版了《鲁迅译文全集》《中国萌芽木刻集》《鲁迅著作手稿全集》《丰子恺漫画鲁迅小说集》《鲁迅杂文诗学研究》《鲁迅翻译研究》等一批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的著作。我在这方面也跟闽教社有三次愉快的合作。第一次是2006年出版《颠覆与传承：论鲁迅的当代意义》。这是国家文物局的一项集体科研课题，由我主持，邀请了知名学者张梦阳、李林荣等加盟，从思想创作诸方面论述了鲁迅的当代意义。我们认为，鲁迅经典不是化石，必须在传承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以充分发挥其现实功能。虽然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多元，谈鲁迅的当代意义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同，但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和原创性却是无法否认的。第二次合作是我跟友人萧振鸣合作选编了一部《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当时的责编、现任副社长孙汉生对该书提出了很好的调整方案，提升了这部书的质量。第三次合作是2013年主编了一部约四十五万字的《教材中的鲁迅》。鲁迅作品从1923年正式进入中小学教材，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但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却遭到了非议。有一次谈及此事，黄旭社长就建议出一本资料性的读物《教材中的鲁迅》，把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鲁迅作品在教材中潮起潮落的情况作一客观介绍。这能反映社会思潮变迁的某一侧面，也是鲁迅作品传播史的珍贵资料。幸运的是，这一工作不仅得到了黄社长和时任社长助理的汤源生的鼎力支持，而且物色到了两位优秀的副主编：一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王涧博士——她多年来一直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工作；另一位是郭沫若故居的李斌博士——他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但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建国之前的中小学教材。有了王涧和李斌加盟，这本书的学术质量就有了切实保障。我个人认为，《教材中的鲁迅》是一本有原创性的资料读物。总之，我认为闽教社出版的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著作，对于构建鲁迅学的大厦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

    夜色中，我不禁又想起了闽教社开办的两家书店：大梦书屋西湖店和大梦书屋鼓岭店。2014年至2016年，正是不少实体书店因经营困难而纷纷倒闭的时候，而闽教社却根据“一主（图书出版）多元（多种经营）的原则顶风而行。大梦书屋的西湖店既售书，又为读者提供饮品和简餐，更定期开设讲座，让书屋成为福州的一张文化名片和读者的一处精神殿堂。鼓岭店我只去过一次，更是觉得那里的一书一物都是精心安排的，堪称无处不高雅。据我推断，书屋之所以用”大梦“二字命名，不仅因为闽教社位于福州的大梦山麓下，而且也反映了闽教社的一种出版理想和文化追求，这在全国出版界中不可多得。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跟该社前任社长黄旭的友谊。在一种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下，谈论“友谊”似乎是一种奢侈的事情，因为据我的理解，真正的友谊是超乎功利的，其纯洁度只有在处于人生低谷之时才能看得清晰。让我铭刻于心的是2008年我退休时黄旭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老爷子，不管你退不退，你都是我的朋友。不管我是不是在位，只要是你来福州，我个人都会热情接待你。”在原本意义上，离退休是一种合理而正常的人事制度，离退后的生活也是人生一道风格独具的风景线。但如果一个单位人际关系不够和谐，那某一个人（特别是基层负责人）的退休就会成为一个敏感问题，闹出一些动静。我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这在我的学术自传《沙滩上的足迹》中有具体描述。所以，当我听到黄旭这句话时特别暖心，虽然我并不会无缘无故跑到福州来给他添乱，但当时我的周边能说出这句话的人不多，因此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空谷足音。

    撰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我眼前还浮现出了很多闽教社朋友亲切的面影。无论时空如何阻隔，我都不会忘记他们脸上那真诚的笑容，握手时他们手心的体温一直暖着我苍凉的心。在闽教社创办60周年的日子里，我只能在心底呼唤他们亲切的名字，并祝闽教社在今后的发展中方向正，效益好，造福于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