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顾犇兄的《书山蠹语》;2016年,海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人乐缘》;新近出版的《书蠹精语》,则延续了他以往的写作风格,讲书或书人(bookman)故事,书与音乐。
在我的印象中,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中,嗜书如命者世代不绝。对于那些嗜书如命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书虫,即将书和粮食等而视之、沉溺其中之人。据说,这个“书虫”还颇有来历,又称为“蠹鱼”。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中》中有这样的记载:“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就是说,“书虫”即“蠹鱼”只要吃够三次书中的“神仙”字样,就能化仙为“脉望”。鲁迅先生在《祭书神文》中,有“挈脉望兮驾蠹鱼”一句,并感叹“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蠹鱼之来游。”在鲁迅的文章中,“蠹鱼”虽是“书神”的座驾,终究亦是与“书神”为伴,可以说“不枉此生”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书虫也罢,蠹鱼也罢,银鱼也罢,总与书有关,且都有一个基本特征,那便是痴。不痴,则不成其为书虫、蠹鱼矣!
“书虫”也有不同种类。有的人成为“书虫”,是为了阅读。像苏东坡年轻时就曾书写一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可见其涉猎之广。此联经一老翁指点,后来改成“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有点励志的味道了。不过,以东坡之才,毕竟可以笑傲文坛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幽居遣怀》一诗中,有“呼僮不应自升火,待饭未来还读书”之句,写尽了他饭前见缝插针读书的书痴情态。这样的人,在读书人中可谓比比皆是。
有一类“书虫”,不仅读书甚勤,而且对书十分爱惜,比起一般“书虫”来可能更胜一筹。像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家中藏书甚丰,而这些书却簇新如故。何以故?原来,司马光每次看书前,都要将案桌擦拭干净,把书放得端端正正,然后才坐下看书。为了便于在房中走动时捧着书看,他还专门做了一个木制方板,把书放在这个方板上,用手捧着方板看,免得手上汗渍沾到书上。直到今天,国家图书馆仍珍藏着司马光当年编纂《资治通鉴》时的半页手稿,不知它能够留存下来,是否与他的珍惜图书的习惯有关?
还有一类“书虫”,就是藏书家了。当然,他们也读书,有的还是大学问家。不过,他们为了得到书籍而所发生的故事却更为人津津乐道。元末明初文人杨士奇,家中贫寒,却嗜书成癖。一天,他为了买《史略》一书,竟然卖掉了家中正下蛋的母鸡,凑足一百文钱,买了回来,从而留下“卖鸡市书”之佳话。明代文人、藏书家王世贞,有一天遇到一个书商在卖一部版本精美、装帧考究的宋版《两汉书》,爱不释手,被书商狠狠宰了一刀,不得不用自己的一座宅子换得此书。清代藏书家黄丕烈酷爱宋版书,有“佞宋”之嗜好。一次,他得到宋写本《周易集解》之首册,其余九册为友人陈鱣所得。他为此急得生了一场大病,即便病危也不肯把首册转让给陈鱣,幸亏陈鱣得知此事,将该书其余九册全部转让给他,才得以痊愈。
顾兄有没有成为王世贞、黄丕烈那样的藏书家的打算,只有问他自己了。然而,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一直爱读书、珍惜书,却是名副其实、一如既往。不仅如此,他还写书、译书、校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为国家图书馆购买了大量有价值的外文图书,嘉惠于学林,为推动我国教育、科研与文化事业做出了一个图书馆人的重要贡献。
宋代理学家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对学者使命的高度概括。但是,这不是一般学者能够达到的,我们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还可以遵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世事莫测,风云变幻。作为一介书生,有顺境,难免也会有逆境,所谓春梦无痕、东海扬尘、祸福相倚,我们自然难以超然独处。然而在顾兄身上,我看到的却是始终如一的书生本色、永不变色的纯朴善良。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书虫”,他对于书的热爱,已经在这本书(当然也包括《书山蠹语》《书人乐缘》等)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作为读书人应有的品格,正直、善良、纯真,这正是我要特别提出的。
当然,文如其人。我相信,读者在书中读到的,一定也不只是其中具象的人物故事,而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的高尚品格和思想情操。
《庄子·养生主》中写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作为一个人读书人,知识没有穷尽,而人生却有定数。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读书人吗?固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然而,顾兄似乎视野更远,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正如他在《我这30年,一个图书馆员的心路历程》一文中所写:
我目前和今后要做的事情,不是自己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而是要培养更多的青年骨干。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愿我这一朵小浪花融入大浪,在历史长河中奔涌浩荡……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这是顾兄性格,是读书人不变的痴心,也是当代文人应有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