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疯长》中的历史、命运与灵魂

    我读文学作品，无论长篇抑或短制，都希望其中有“历史”“命运”和“灵魂”，或者这就是我评价“好文”的标准。即如张宗子的《陶庵梦忆》，百把几百字一篇，所谓“小品”，看似闲笔，看似就是个情趣，但合起来拼出来的，仍是浓得化不开的家国之思、黍离之悲。我看《日子疯长》，看见的是人、是事、是物，是人与事与物之间的种种交集种种因果，而看出的恰是“历史”“命运”和“灵魂”。

    先说“历史”。著名史学家柯林伍德认为，历史是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他认为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在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其实类似的看法很多人也有，例如冯友兰先生说，历史有二义焉，一曰过去发生的事（今人谁也没见过），一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既是叙述，便免不了带上叙述者的主观情感）；又如钱穆先生，他认为乃至提倡历史的叙述一定要体现出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因此所有的历史便既是“史”的也是“诗”的。蛟河与涔水相交处的梦溪小镇，小镇少年眼中的人事，既是那个时代“发生在”底层的史实，而经作者“在今天”的选择、组合与陈述，便又充满了诗意——它是审美的，也是审度的即“思想”了的：

    聚居的街市与散落的农家隔田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童叟皆有往来。得田土物产而市，因官商行旅而驿，居街市而近村落，行商贾而忧丰歉。在农耕中国的结构中，小镇是天然的经济运行单元；在权利中国的体制里，小镇是厚实的政治缓冲垫层；在科举中国的传承下，小镇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星罗棋布的乡下小镇，是中华大地上最本色的审美元素、是最自主的经济细胞、最恒定而温情的社会微生态。——《日子疯长·走不出的小镇》

    由此，经过“反思”即思想的提炼熔铸，小镇便与宏大的“中国”勾连起来，成为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必然的历史和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叙述应该对阅者有较强的带入感，这也算是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注解。作为亦曾长期生活在沅澧一带小镇的我，读《日子疯长》是甚觉亲切，这不仅在于细微处偶或出现的家乡俗语“筋骨人”“孽障”“瘦得像根干豆角”“独卵子厉害咧”，更在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东西的“声气相通”，在于“共情”。

    关于“命运”。所谓命运，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命，指先天所赋的本性；二曰运，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红楼梦》十二钗曲，曲中的“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先就把人物的命运给设定了。《日子疯长》写得最多的是人，“命运”便如影随形俯拾皆是：小姐出身丫鬟命的母亲、属猫有九条命的父亲、“知道命不好”但“慢慢熬”的大姑，“由八人抬进喧闹的洞房到八人抬进死寂的墓穴”的三婶，还有栋师傅财先生、李伯金伯梅大伯、“我的朋友吴卵泡”……各是各的命，各有各的运，每个人似乎都是一部传奇。可以说，整部散文，是“贴”住人写，“贴”住命运写的。其中有苦难有委曲、有随分从时亦有明抗暗争，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生命的本真和生命的鲜活。

    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人，还有一些是把文学当作安身立命的根基，也当作与社会打交道的手段的，这不分职业的还是事业的。而在写作中，有强烈的历史感贴住命运写的，应该是有着优雅“灵魂”的人。曙光自己就在一次有关《日子疯长》的对谈时说道：“还乡”两个字太单薄，便又加了“带着灵魂上路”。在我看来，他的写作，也是“带着灵魂”的写作。

    带着灵魂的写作，首先是有独到的理念。作者曾将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并由此标举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由概念的历史主义向具体的人道主义回归，由虚妄的现代主义向诚实的乡愁主义回归，由拜金的娱乐主义向精神的自省主义回归，由群体的语境主义向个人的文本主义回归”。对自己的写作明白如此，我辈则无由置喙。但若以此对《日子疯长》端详审核，又不得不承认，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作的；他是开拓者，也是践行人。

    带着灵魂的写作，其次是有悲悯的情怀。悲悯是慈悲与博爱。是情动于中而发于言、感同身受而赋于形。那个年代梦溪的日子，“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的稻草”，但你在《日子疯长》里是看不到哀伤看不到悲凉的，看到的是面对苦难的微笑，是历经是非的诚恳，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潇洒，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而这，也恰好印证了作者“人道主义”“乡愁主义”“自省主义”的文学主张，理念与情怀二者互为照应。我特别看重《母亲往事》中所透露的襟怀，“世上原本所有的朝圣皆为自圣！无论朝觐的圣地路途是否遥远，最终能否抵达，而真的圣者，一定是在朝圣路上衣衫褴褛的人群中”——这难道不就是悲悯的写照。

    带着灵魂的写作，再次是有合适的方法。我所说的方法，不是一般所谓的写作技巧，在这方面，谋篇布局的、结构层次的、语言修辞的，等等，《日子疯长》也是大有可观。在我看来，《日子疯长》是将“民族志”运用得恰到好处的。“民族志是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对于梦溪小镇的过往，经历与记忆便是最好的田野，一种更贴近更切入且是“非功利”的田野调查，其所得材料乃至细节便最是靠得住的。而放在“文化”视域的审视与展示，才是《日子疯长》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