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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怡微在2017年从台北回到上海。她完成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博士学业，做了那么多年学生的她，走上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讲台，给研究生上创意写作课。一年多过去了，张同学变成了张老师，她的写作状态依旧，一只手写小说，一只手写专栏随笔，写得越来越从容。写作之于她，是彰显才情的平台还是安身立命的职业？皆不尽然，也都有一些。
2017年，张怡微的“家族试验”系列小说《细民盛宴》《樱桃青衣》出版。这些小说对那些市井人物的喜怒哀乐有生动刻画，对人情世故的叙写冷静而老到，令评论界和读者领略到她在小说中呈现的个人风格和成熟气质。在最近问世的文化随笔集《新腔》中，她将笔触指向张爱玲、白先勇、王安忆、王朔、村上春树的小说，也把目光投射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以及《一一》《半生缘》《最想念的季节》等华语艺术电影上，在对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品味和解读中，发现一些文本或镜头之外的意味深长之处，表述出某种新意。所谓“新腔”，如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言，“也许是旧文新读，也许是故事新解；是时间的游戏，也是心事的重省”。
张怡微告诉本报记者，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书。此外，她还要读书、看电影、做研究、看戏、写小说和专栏……她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已经和出版社签约，即将进入编辑出版流程，文学评论集《却看小说的从前》也将随后和读者见面。对写作，对自己，她有着清醒认识。她并非不悔少作的作家，十七岁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早早出书，她不讳言有些早期作品未必好。所以，谈到小说写作，她说，“小说也在写，写得比之前少一点”。这是“慢工出细活”之意吧。
中华读书报：从学生到老师，一年来这种身份转换带给你很多感受吧。
张怡微：当老师我还是新人，不太会教书。到现在依然在学习。身份转换最大的感受是，传道授业基本还能照本宣科，将自己当做一种媒介。解惑比较难，自己曾经巧妙避开的，当老师的时候，就只能老老实实面对。
中华读书报：你现在复旦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你怎么看待后天培养对于写作这件事的影响？
张怡微：我仔细爬梳过中国“创意写作”专业所挂靠的上一级学科，不少大学都是放在新闻传播、广电广告下的。复旦是最早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大学，我们是艺术专业之下的戏剧戏曲大类，我觉得很有意思。学艺术是有基本规律的，无非是喜欢、花时间、不一定有结果。我们现在就是在“花时间”的部分做一些基本、枯燥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会激发出天赋来，但这种训练所能抵达的结果是面对写作这件事，学生们可以胸有成竹地表示“我会”，对于阅读这件事，学生可以略有信心地表示，“我有自己的文学品位”。
中华读书报：《新腔》可以看作是你的“个人阅读史”，当然这里的阅读是广义的，读书是读，看电影、看戏也是读，在这本书中被谈及、写到的对象是你经过拣选，还是自然而然就这么一本一本一部一部读（看）过来的？
张怡微：没怎么费心拣选。
第一部分想写一些通俗小说，有些现在也不太讨论了，但我印象很深的。第二部分想写一些古代的通俗小说。第三部分可能就是比较自然而然看的电影、电视剧和戏剧。
中华读书报：就书中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在作家身份之外你还是一位好读者。不过，从前的阅读、学生时代的阅读和现在的阅读，还是有所不同吧？
张怡微：一开始阅读肯定是为了消遣，学生时代的阅读会更功利、更希望从阅读中得到对自己有益的养料，知识或者方法。现在的阅读，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工作，另一部分也是为了训练自己对于要义的抓取能力，包括审美要义和人生要义。
中华读书报：出于写作和授课需要，想要洞悉一部作品的门道，这样的阅读是否会多少折损一些单纯阅读的愉悦？
张怡微：我想专业读者的阅读不都是为了获得“愉悦”的，商业社会其他的放松形式都比阅读要容易抵达感官上的愉悦。和一部作品发生很深的交流，是需要信任作家和作品的，要相信自己读的东西是值得信赖的，不会浪费时间的，我觉得这种“信赖”本身就已经是愉悦了。
中华读书报：这本书中你写及的现当代中文小说、电影、中国古典小说等等，都带有某些昔日情怀，你这么年轻，为何会对这些气质的作品如此感兴趣？
张怡微：就是我十几岁到三十岁之间看的作品。怀旧也许是因为时间跑得太快了，这些作品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也很少被讨论了。但对我个人来说，它们一直在我手边。可以拿出来品一品，也可以不必多说什么。遇到也读过这些作品的同好，聊一聊也会很高兴。
中华读书报：从这本书所谈及的对象来看，你好像对同时代或同龄作者的作品涉猎较少？
张怡微：时间确实不够用。我本科是学哲学的。硕士毕业做的题目是石黑一雄。博士又完全换了一个专业，开始做《西游记》续书，除此之外还要为了学费花费大量时间写专栏。实在是没有精力。但现在我在本科生中开设通识课，就是讲当代文学鉴赏。当代就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作品。
中华读书报：对于人物内心细节的刻画和人情世故的叙写是你的小说中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哪怕主人公的人生并非大起大落只是日常细水长流，也写得惊心动魄。早自张爱玲、白先勇，后来的王安忆、金宇澄，都是写人情世故的高手，他们都是生活在上海、台北这样的都市，你觉得这与他们的写作有怎样的关联？
张怡微：其实真的懂人情世故的人，都是不写人情世故的。我们一般喜欢讨论作家出生在什么家庭、什么环境……也许多看一看作家最同情什么样的人会更有意思。同情也是一种情，虽然有隐微的不平等，但很真挚。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历史潮流中，有哪些曾被作家看来看去看过一遍又深感悲悯甚至遗憾的群像，要比计较所谓的“人情世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更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从一些文章中能够读出你对明清话本小说、地方戏曲很感兴趣，这些艺术形式和你笔下对人情世故的刻画倒是不谋而合？
张怡微：明清小说因为是我博士时期的专业，所以就看了一些。我自己写的不好，联系不到那个脉络上去，但我还是会从看戏读小说中抓取到我喜欢的部分。
中华读书报：《新腔》中写到《半生缘》《红粉》《少女小渔》这样的小说，你会对小说原作和改编电影做些比较，你如何看待这种源自同一文本的不同艺术表现形式间的差别？
张怡微：改编者肯定也是读者，改编中一定有再创作者的阅读理解。《半生缘》电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在书里写到了曼璐与《情探》中敫桂英的形象重合，许鞍华导演通过徐丽仙的弹词来提醒我们观众，她们对于旧爱都做了一个试探的动作。我自己是研究续书的，续书一直都不被重视，但是续书作者同样身兼读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身份，我很喜欢看这种改编的意图。因为可以提示我阅读文本中的疏漏。
中华读书报：我留意到，你对于那些小说、电影、戏曲的解读，其实未必从结构、技法这些文学、艺术层面着手，反而贯穿一个“情”字，这是否能够反映你的某种阅读视角？
张怡微：我可能受到冯梦龙影响比较大，“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实际上这些故事写才子佳人、男女真情都是为了抵达文学功能。追求理想的情爱背后就是追求理想的社会，而爱情的离散指向时代的离散……类似这样方法上的启迪，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中华读书报：在“后记”中你写道“如果不写这样的文章，我的人生是不是能变得更加‘整齐’一点，体面一点”，这里提到的整齐和体面的含义是？
张怡微：就因为各种原因，出版了一些质量不高的书，也写了大量不应该拿来发表的不成熟的文章。但我还是要面对它们的。如果有选择，我当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少写一些不必要发表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你的成长和求学过程和目前国内许多同龄作家有些不同，在台湾那些年的读书经历对你的人生乃至写作有哪些影响？
张怡微：首先是对汉语的想象力肯定是增加了不少。因为汉语是被我们过度使用的语言，是我们的日常语言，我们用来考试、用来升学，再拿来做艺术作品的质材，难免是很迟钝的。到了台湾我看了不少现代诗，对语言的感受也更有层次了。我现在也经常对学生说，你们总是说要积累外语的词汇量，其实你们汉语的词汇量也要加强。其次是给了我一个专业。我还挺喜欢我后来研究的东西的，明清续衍的文化在文学史的框架中虽然很边缘，但对于创作者来说，启迪很大。我想这也是我的运气。
中华读书报：冒昧地说一句，也许你的童年经历某种程度“成就”了你的作品中对人情世故的“老成”？
张怡微：我没有见过真正的不幸，所以我也没有写好过真正的不幸。我的童年不怎么快乐，但这只是人之为人万千不快乐中的一种。我还是觉得真的懂人情世故的人都不会从事写作。像我这样写作人情世故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很天真的，以为世界是可以说明白的，一切一切都可以命名、可以诠释、可以共情。其实不一定的，也不必要。
中华读书报：少年成名的作家往往面临着如何实现写作上的蜕变以及淡化最初那些标签的问题，你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张怡微：我没有成大名，所以困扰也少。我到现在还在给《萌芽》写文章，我的学生也在上面写，我很感激《萌芽》和“新概念”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没有成为什么真正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能具体说说你的“家族试验”写作序列的含义吗？这个系列是否会继续？
张怡微：“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血缘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包括离异、过房、失独等等，想写一写难以命名的关系，譬如继父继母之间，“我”和母亲男友的孩子之间，譬如父亲和故去的女儿的初恋之间……
接下来这个系列应该不会再写了，有新的计划，目前我算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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