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比较品《三国》

    今年暑假，我重温了《三国演义》，一边读，一边为罗贯中的妙笔击节叫好，也感觉天气不那么热了。宋人苏舜钦曾以《汉书》下酒，传为美谈，我附庸风雅一下，或者可以说是以《三国》消夏了。在读的过程中，不时会联想到类似的外国文学现象，以下三则笔记尝试做了一点比较。

    张飞与阿基琉斯

    《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描写：

    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都不敢近前。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睁圆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

    这就是著名的“长坂桥张飞退曹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大手笔。但如果我们放眼西方文学，则不难在荷马史诗中找到一个非常接近的例子：

    一连三次，卓越的阿基琉斯隔着壕沟啸喊，一连三次，特洛伊人和著名的盟军部众吓得惊散；其间，他们中十二个最好的勇士即刻毙命，扑身自己的战车和矛尖。阿开亚人从飞舞的枪械下拖出帕特罗克洛斯，将其放躺在尸架上，亲密的伙伴们围站他的身边，哭得悲哀，捷足的阿基琉斯和他们同在，热泪滚滚，看着他所信赖的伴友尸躺架面，挺着被锋利的铜枪豁裂的躯干。（《伊利亚特》第十八卷）

    阿基琉斯是《伊利亚特》的主角，得知自己的亲密战友帕特罗克洛斯捐躯的消息，他怒不可遏，发誓要把尸体从敌人的包围中夺回。他的三声“啸喊”完全可以媲美张飞的三次“厉声大喝”。如果从被喊声吓死的人数来看，他的一打十二个无名勇士显然超过了一个夏侯杰。但张飞的表现更具有戏剧性，他的三声大喝每次都有变化，特别是最后一声，仔细品味“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感觉张飞有点心虚。阿基琉斯是女神的儿子，刀枪不入（当然除了脚后跟），所以无所畏惧。张飞毕竟是凡人肉身，虽然英雄气概绝不输于阿基琉斯。

    荷马史诗是公元前9世纪左右的作品，比《三国演义》早两千多年，但罗贯中肯定没有读过《伊利亚特》，也肯定不知道阿基琉斯的英名。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心”是完全可以相似乃至相同的。

    一般认为，只有西方才有史诗，中国没有，其实中国的历史小说完全可以被看作一种史诗。它们和荷马史诗一样，既有“史”的依据，更不缺少“诗”的要素——天马行空的创造和想象。

    关于张飞在长坂桥的表现，陈寿《三国志》的记录很简单：“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当阳长坂。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这里完全没有三声巨雷般的大喊。同样，曹操的回顾左右和夏侯杰的肝胆碎裂也都是小说家的神来之笔。

    二乔与海伦

    《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描写赤壁大战前曹操大宴群臣，有一段精彩的文字：

    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忽座间一人进曰：“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视之，乃扬州刺史，沛国相人，姓刘，名馥，字元颖。馥起自合肥，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绩。当下操横槊问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操大怒曰：“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众皆惊骇。遂罢宴。

    这就是著名的“宴长江曹操赋诗”，所赋之诗就是大家熟知的《短歌行》。由于历史材料的缺失，现在已经无法确定该诗的创作年代。当代学者研究曹操一生的经历，认为最可能写于建安元年（196），曹操将汉献帝挟持至许都后不久。为了大规模招揽人才，曹操经常举办宴会，《短歌行》很可能就创作于“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时。到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时，曹操麾下早已人才济济，兵多将广，所以逼得孙、刘只能联手来对付他了。罗贯中安排这首诗此时出场有点晚。

    “月明星稀”四句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喻客子无所依托”（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汉末大乱时许多士人到南方的荆、扬二州去避难是“乌鹊南飞”的本事，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归宿，所以曹操立刻用“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热烈欢迎。这四句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吉”。罗贯中在这里制造一个“刺死刘馥”的情节无非是为了抹黑曹操——求贤若渴的高调刚刚唱完就“手起一槊”。

    从宋代以来，曹操的形象每况愈下，到了《三国演义》可以说跌到了谷底。在刺死刘馥之前，罗贯中还有一段抹黑曹操的妙文：

    饮至半夜，操酒酣，遥指南岸曰：“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顾谓诸将曰：“吾今年五十四岁矣，如得江南，窃有所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足矣！”言罢大笑。

    看来，曹操兴师动众最大的动力不是统一中国，而是“娶二乔”，用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就是“力比多”（libido）在起作用。虽然这种本能人人都有，但曹操显然多到“爆表”。

    为了女人——特别是有夫之妇——发动战争，我们在西方文学中最容易想到《伊利亚特》。海伦的国色绝不输于二乔，特洛伊的首领第一次看到她后发出这样的窃窃私语：“不能责怪特洛伊人和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确实，倘若他们经年苦战，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她的长相太像，是的，极像长生的女仙。”（第三卷）海伦到底长什么样，没有正面描写，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罗贯中同样深谙此道，二乔的美貌，我们也只能从“今年五十四岁”高龄的曹操的角度去想象。

    兄弟与夫妻

    《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开篇有一段发人深省的描写：

    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况城池本非吾有；家眷虽被陷，吕布必不谋害，尚可设计救之。贤弟一时之误，何至遽欲捐生耶！”说罢大哭。关、张俱感泣。

    显然，在刘备看来，甘、糜二夫人的重要性远不及关、张两兄弟。这不是他个人的偏好，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念。早在《诗经》中就有“宴尔新婚，如兄如弟”（《邶风·谷风》）这样的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和她正是新婚和乐，就像好兄弟亲密无间。”在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社会，这句话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夫妻关系显然比兄弟关系更为紧密和重要。但古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在所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中，“兄弟”这一伦排在“夫妇”前面。这当然不无道理：兄弟有血缘关系，是天伦；夫妇则没有，只是人伦。刘、关、张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桃园结义成为异姓兄弟后，关系不仅超越了夫妇，刘备称帝后甚至超越了君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经·小雅·常棣》中的这句诗用来形容他们的亲密无间，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除了小说、诗文，中国戏曲中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元杂剧《神奴儿》第一折李德仁说：“在那里别寻一个同胞兄弟，媳妇儿是墙上泥皮。”石君宝《秋胡戏妻》第二折：“常言道：媳妇是壁上泥皮。”郑廷玉《楚昭公》第三折昭公夫人说：“兄弟同胞共乳，一体而分，妾身乃是别姓不亲，……”

    把妻子比喻成“衣服”“泥皮”，兄弟比喻成“手足”，不仅在中国文学中比比皆是，在西方文学中也不少见。博闻多识的钱锺书先生引用过以下三个例证：“莎士比亚剧中一人闻妻死耗，旁人慰之曰：‘故衣敝矣（oldrobesarewornout），世多裁缝（thetailorsoftheearth），可制新好者’；又一剧中夫过听谗言，遣人杀妻，妻叹曰：‘我乃故衣（agarment out offashion），宜遭扯裂（ripped）’；亦谓妻如衣服耳。约翰·唐（JohnDonne）说教云：‘妻不过夫之辅佐而已，人无重其拄杖如其胫股者（Sheisbutahelp, and nobody values his staff,as he doeslegs）’；亦谓妻非手足耳。”（《管锥编》）

    钱先生举的例子都是比较近代的，古代有没有呢？熟悉古希腊文学的人一定会想到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她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安葬了反叛城邦的兄长波吕涅克斯。在被处死前，她说出了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如果我的一个孩子或者我的丈夫死了，尸体腐烂了，我或许还不会采取这个行动，不顾城邦的反对。我说这话根据什么原则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嫁一个，孩子死了，我可以和别的男人再生一个；如果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永远不能再有一个兄弟生出来了。”（《安提戈涅》第四场）在这里，丈夫成了衣服，而兄弟依然是手足。

    我们还可以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找到一个和安提戈涅想法一致的女人——音塔普列涅司的妻子。波斯国王大流士将她全家监禁起来，在她一再悲哭恳求后决定赦免她的一个亲人，这个人可以任凭她选择。她考虑后选择了自己的兄弟，并对深感意外的大流士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国王啊，如果上天垂怜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个丈夫，而如果我失掉子女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些子女。但是我的父母都死去了，因而我决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历史》第三卷第119章）这个波斯女人的例子在《管锥编》初版（1979年8月）中是没有的，1986年再版时被钱锺书先生增补进来。从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不难看到一位大学者的境界——为学日进、永不满足。从这个例子也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位于两者之间的古代文明，都高度重视血亲关系。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去世二十周年，谨以此则小文作为心香一瓣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