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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仅表现在其层累性，所谓村社制残余、奴隶制残余均程度不同地延续下来，而且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是也。
一、农业曾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
农业曾经作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引导中国社会不断成长壮大为广土众民的国家形态。秦国起自西北黄土高原，铁制农具的发明与推广、灌溉技术的提升与普及带给秦国“原田每每”的盎然生机，是秦国统一了诸侯列国而建立起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示范意义是巨大的，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既是宏大的理想，也一定程度上在有为的统治者那里变成了现实。
在农业文明观念的主导下，森林被砍伐，河湖海滨被围垦，农业区域的扩展就意味着文明的不断推进，变成土地的地方就成为人们生计之所赖，唯有土地田产才堪称财富。反之，就被定义为穷山恶水，也多千里而无人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往往奠基于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之上。
但是，单位社会的自给自足状态往往被更广阔的外部因素所冲破，自然环境的差异本能地导致物产的不同和交易的必要，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向来就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驱动力量，所谓“农工商虞”缺一不可。
商品经济交易半径的扩大往往伴随着婚姻缔结的外延、行政区划的扩大乃至军事征服的推进等等因素而扩大，所谓的国界、省界、陆界、海界只是交易活动规模化之后才日益明朗的概念，在此背景下，“无农不稳”的意识被动摇了。以己所有易人所有自然促成了物资的流通和人们生计的多样化。
本来被称为瘠壤的地方可以发展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山地林木可以商业化，山地矿藏可以商业化，各类山珍也可以商业化，交易这些东西就能维持生计，人们自然可以涌向山地，开辟自己的家园。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而言，他们又何尝不可以“以海为田”，开发海产鱼盐，行舟于海上开展贸易乃至侨居海外，另辟家园？
明清政府在海洋管理政策上屡有反复，对月港周围人们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地处九龙江入海口，月港周围的人们曾主动改造自然，面对“高者苦旱，低者病卤”的现实，他们修筑人工港道及数十道沟渠，排泄洪潦，发展农业。沿海的人们则从事蛏蚬螺蛎等海鲜的采捕，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基本生活。
宋代以来的筑海造田，使宽广的海湾逐渐变得狭窄，形成了南、中、北三港。农业的优先发展曾经长期主宰着沿海居民的生计，海洋贸易活动则是在农业和渔业活动之外对海洋资源利用的拓展，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二、世界性航海贸易逐渐引导沿海居民展足海洋
早在明初，朱元璋为了对抗其政敌方国珍、张士诚，曾经下令将方、张二人所属的兵民内迁，并且同时将兰秀山美元田粮的老百姓都充当船户，编入卫所，以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己巳，朱元璋更是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尽管如此，月港周围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却逐渐养成了嗜利忘禁的习惯，到景泰四年（1453），漳州知府谢骞发现“民多货番为盗”，他想强化对沿海民众的编甲管理，规定船只下海必须当日回来，并推行连坐制度，但是，民众总是能找到官方控制的薄弱环节，甚至有胆大到不但私自下海，而且敢在暹罗国诈称朝使，谒见当地国王的。更可叹的是行走于海上波涛之间的船夫们都依托着或有钱或有势的豪门巨室。面对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许多势官显宦把持不住，有的甚至宁愿舍官而从商。当然也有矢志忠君者如张绰在奉调两广顺道回家时阻止族人私造巨舶冒禁下海的，他责令族人将造好的大船付之一炬，张绰的行为赢得了官府的夸赞，却从此阻断了自己返乡的路。
尝到甜头的下海者给了观望者成功的激励，于是从月港码头出发，到九龙江入海口的海中，还有海门、圭屿、浯屿、钱屿、木屿等小岛，这些小岛都成了走私者跟官方周旋的腹地，走私船回还之时，他们一般先停泊金门、大小担，再经线人“诡秘”地“接引”入月港卸货，巧妙地躲过官府的严查。嵩屿、长屿、渐尾、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在官府的文献中被称为“贼渊”，常常令官兵束手无策。
正德年间，佛郎机人来到了中国沿海，开始了与中国海商的贸易联系，尽管明朝政府认识到佛郎机人已经占据了满剌加，且驱逐了当地的统治者，因而拒绝了佛郎机人的通商要求，但自正德十三年（1518）之后，葡萄牙人已经建立起浯屿这个贸易基地
林希元（1482-1567）是一名闲居在家的佥事，在新任浙江巡抚朱纨看来，这就是一个专门跟王朝捣乱的家伙，“每遇上官行部，则将平素所撰诋毁前官传记等文一二册寄览，自谓独持清论，实则明示挟制。守土之官，畏而恶之，无如之何，以此树威，门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词私行拷讯，或擅出告示侵夺有司。专造违式大船，假以‘渡船’为名，专运贼赃并违禁货物。”朱纨感慨说：“夫所谓乡官者，一乡之望也；乃今肆志狼藉如此，目中亦岂知有官府耶！盖漳泉地方，本盗贼之渊薮；而乡官渡船，又盗贼之羽翼。”朱纨经反复权衡，采取了“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的应对之策，殊不知这动了当地世家大族的“奶酪”，必然激起他们的合力出击。
月港开港，海澄立县，任职于该地的官员多能从小民的生计着眼，税负轻缓，小民乐于呼应，双方形成了相对和谐的局面，成为月港社会安宁、人民乐业的重要前提，月港成为“天子之南库”，隆庆开海是明朝政府对原有海禁政策的修正，福建地方官员在舶税征收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得舶税征收平稳有效地运行。
但万历二十七年（1599），中贵人高寀入闽人税监，竭尽苛索之能事，激起了福建当地人的强烈反抗。月港贩海东西洋带给当地社会经济诸多变化，附近居民通过申请船引的方式，以合法的手段走出国门，贩海经商，往来东西洋。月港土特产、江南地区的丝绸物品成为月港商人连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商人的基本媒介，交易换回的各国银币流通在月港周边的市场上，商人不仅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且也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正当诉求，也敢于与政府中的贪蠹之吏作坚决的斗争。总体而言，福建各级官府、地方绅士和普通商民都在推动月港海洋经济和谐、平稳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崇祯年间，郑芝龙受抚，成为大明总兵，控制了东南沿海，至其子郑成功时，建立起自己的海上政权，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在海禁政策的背景下，老百姓或“犯禁”，或“顺应”，或“游离”，犯禁时生命和财产常遭毁弃，顺应时则由海上转移到陆上业农，有的则“从戎”，变身为朝廷的军兵，游离则往往流落海外，成为华侨。
三、摇摆的海洋政策使海洋社会时常分裂而存
进入清朝，虽然“禁”与“开”仍多有摇摆，但总的趋势呈现出开的倾向，一旦政权的威胁被缓和，开的呼声就较易成为现实。台湾被清朝纳入行政管理之后，福建商民利用对渡政策，加强了与台湾的贸易往来，且多形成福建——台湾——中国沿海港口——日本——韩国等交错的贸易航线，使东亚海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随着沿海地区粮荒的加剧，这种贸易更得到朝廷的默许乃至支持，越加往南洋地区延伸。闽南当地居民加入到这个阵营中，不少定居当地，使侨民队伍进一步壮大。
这些出洋的国人绝大多数怀有衣锦还乡的夙愿，他们慷慨地将在海外赚取的利润用于在闽南创办实业，开启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投资教育，着力提高家乡的文化素质；兴办家乡的公共基础设施，便利乡民生活。于是，我们不难看到鼓浪屿一跃成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华侨们将他们的视野所及与家乡建筑传统相互结合，树立了一座又一座各具特色的建筑样板；我们不难看到集美学村那鳞次栉比的中西结合的辉煌的校舍；我们还不难看到遍布闽南城乡的中西结合的医院、教堂乃至幼稚园养老院等。
月港周围人群的生存环境是怎么样的？农业经营者会说：土地贫瘠，难以为生；渔业经营者会说：羹鱼饭虾，聊以为生；或是商业经营者则说：造船远航，将金银满仓。面对统治者的不同政策和周围环境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月港地区的人们曾不断顺应环境，反复调整自己的生计模式，这其中有围海造田，有跨海远航，也有为匪贼的，为海盗的。仅就循规蹈矩者而言，他们或在政策允许时经商，在政策禁止时转而业农或从戎，许多人也努力去应王朝的科举盛典。
然而，无论是禁海，还是开海，月港周围的人们还是勉力繁衍发展，海内和海外两个阵地既可能相互隔绝，也多有被打通的时候，到晚清时期甚至形成了相互支撑发展的局面。月港曾在明朝开禁的政策下走向其繁盛的顶峰，却依然能在禁绝政策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或融入到广东、香港、澳门的开放经济圈内，或展足海外，延续闽商走四方的传奇故事。
历史变迁的基因势必将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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