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罗斯战争文学印象

    我与建常君的这部专著《俄罗斯转型时期军事文学研究》颇有些缘分。作为其重点分析对象的阿富汗战争小说《野兽的标记》正是由我和刘宪平先生合译的。不过,在建常君撰稿期间，我们虽已完成译事，但由于种种原因中译本尚未正式面世，所以当时我只能向他提供译文的电子版。后来，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推出《野兽的标记》中译本，让我物色专家为译本写序时，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建常君。这回建常君嘱托我为他的大作写序，我欣然从命，一方面，“来而不往，非礼也”；另一方面，就以战争题材为主的俄罗斯军事文学，我确实也有话想说。

    20世纪，俄罗斯在上半叶经历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在下半叶则一度陷入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的泥潭。以小说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对这些战争题材作了多维呈现，尽管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弯路。

    在苏联文学史上，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1923）、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和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曾被称为20年代文学中的三座“里程碑”，而这三部小说正是以国内战争为题材，塑造了淬火成钢的英雄人物。此类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主旋律的作品，在卫国战争文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大批讴歌战斗英雄的小说应运而生，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1945）、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1946）、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0），前者刻画了战斗集体的英雄群像，中者讲述了一名飞行员战胜伤残、建树功勋的感人故事，后者则记述了姐弟俩奋勇抗敌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有些西方学者将这种多从国家立场出发激励国民战斗意志，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表达范式称为世界战争文学中的“苏联模式”。

    然而纵观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不难发现，即便在苏联时期，俄苏文学绝非仅用同一副笔墨来描写战争。仅以表现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为例，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40）并未将主人公格里高利打造成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这名哥萨克徘徊于红军和白军这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复杂经历与矛盾心态（他两次加入红军，三次卷入白军）。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白卫军》（1925）则将笔触投向红军的敌对阵营——白军，在作家笔下白军部队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并不是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更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而是极为平凡的普通人，而且他们身上不乏闪光点——具有良好的个人修养，为人正直，眷恋故土，坚守信仰；只不过，命运之神无情地将他们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而在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个》（1926）中，一名红军女战士和一名白军军官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男女主人公在孤岛这一特殊环境、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爱情是真实可信的，人性和阶级性复杂地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在最后的情节中，如果说她提枪朝他射击这一举动是阶级意识占了上风，那么紧接着她一边飙泪一边跑过去，把他从海水里抱起来，并失声痛哭的生动场景则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对人道主义（即人性）的张扬在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与拓展。如果说1950年代之前的作品多以展现英雄主义精神为主，那么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则开创了新的局面——作家将笔锋转向饱受战争之苦的普通人：这部被称为“长篇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着力表现战争给一名普通司机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不过，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留给读者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主人公并未被命运所压垮，而是以坚强的毅力开始了新的生活。拉斯普京在《活着，可要记住》（1974）中所讲述的也是一个普通人的遭遇：主人公是一名逃兵，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而是因思家心切，偷偷潜回家乡，结果酿成了一场惨痛的悲剧。不难看出，主人公所面临的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应该如何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则以战争中的普通女兵为叙事焦点，描述她们的遭遇和心理活动。五名如花似玉、对生活充满美好向往的女战士在战场上一个个被德国法西斯夺去了鲜活的生命，这不由得令人想起那句名言——“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你看”。爱情也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之一，阿斯塔菲耶夫在《牧童和牧女》（1971）中通过书写一则凄美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战争的强烈谴责。表现女性题材的另一部佳作——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相较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实现了女性视角的切换；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兵人数超过100万，作者走访了其中的500多人，并将数十人的故事进行巧妙的剪辑与编排，从而反映出女性对那场战争的独特感受，这样也就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战争的本质；请看一名女性对战争的记忆和感受：“我从前线回来时才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在后苏联时期，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4）则是消解战争英雄神话的一次大胆尝试，作者将“反英雄”引入了战争小说中。这里我们大致勾勒出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从英雄、非英雄到反英雄的演绎过程。

    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对人之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这一点在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了深度挖掘。

    以创作纪实文学见长的阿列克西耶维奇，在《锌皮娃娃兵》（1990）中真实记录了阿富汗战争参与者及其亲人的痛苦回忆，控诉了战争的残忍与丑恶；令读者尤为印象深刻的是，当装殓苏联“娃娃兵”的锌皮棺材从阿富汗运回家乡时，“母亲们在墓地里讲述着儿子们的事，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以阿富汗战争为题材的另一部作品《野兽的标记》（1992）则婉曲地表现了苏兵们的厌战情绪；作者叶尔马科夫使用隐喻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境外作战人员的心理变化，以及战争使人变成野兽的蜕化过程。而以车臣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高加索俘虏》（1994）则通过描写俄罗斯士兵与当地武装分子的矛盾冲突，充分揭示出战争的残酷性；对马卡宁笔下的主人公们来说，杀人已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他们都已习惯于将他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蝼蚁。关于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这一主题，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就得到了艺术化的深刻阐释，如安德烈耶夫创作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记体小说《红笑》（1904）看似是一个疯子的呓语，实则刻画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癫狂与恐慌；而所谓“红笑”，是指“一个庞大、鲜红、血淋淋的怪物，在我头顶上，张着没牙的嘴在笑。”“这就是红笑。地球发疯它就会笑。”

    以上便是我对20世纪俄罗斯战争文学的粗浅印象。建常君的大作从人性、宗教性和审美表达这几个具体方面，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军事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探索，并未刻板盲从俄罗斯学者的一些时髦说法，而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而言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我国的抗日战争题材十分丰富，我们不妨追问一下，为何我国作家未能像俄苏作家那样写出跻身世界战争文学之林的精品佳作。

    (《俄罗斯转型时期军事文学研究》，赵建常著，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