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海外生活的诚实记录

    大约2010年秋，《顾城海外遗集》六卷九册已初步辑录编成，“散文卷”《半梦》为末卷，顾城姐姐顾乡女士校读补注，在结尾处加写长注，回顾“十四天”之后与李英的接触。至2011年秋天，各卷陆续送审发排。本人持本卷和《小说卷》登门请文昕女士校看，细审与她相关的部分；病中的文昕很感慨，从不想谈顾城，到一发不可收的旧事重谈，到接受纪录片采访，我还和她做了个关于“最后的顾城”的对话，增补再版了她的《顾城绝命之谜》。由此，本人对顾城的探究，从文本延伸到他的周边，甚至拟探询如何联系李英女士及顾彬先生。于是，这套丛书在一个呼之欲出的关口，迁延下来，一搁一年，随即又是一年。经历了顾城和谢烨离世二十周年的2013年，2014年晚夏得知李英女士去世的消息，2016年底文昕也离开这个世界。三四年间，“小说卷”“诗歌卷”“哲学卷”先后出版，每卷编后记都写得很审慎；“演讲卷”“访谈卷”审校工作多有反复，个人工作也几度变动，全六卷同时出版的想法已放弃，但让它们完整出版依然是努力所在。

    这一篇编后记，很早动笔，从北京写到上海、到杭州、到重庆，再写回北京，从书桌前写到列车上、饭桌边，甚至地铁里，时日甚长，而心意未惬，但这一过程，已多了不少对顾城、对顾城亲朋，对生命本体及现实存在的沧桑感。

    本卷依据内容分为“忆往”“纪事”“随感”“散谈”“书简及日记”五类，按作者所写内容的年代次序编排，从童年记事起，到遗书止。通读下来，称其为一部顾城自传不差，参照其他五卷——“诗歌卷（上、下”（已出）、“讲演答问卷”“对话访谈卷（上、下）”“小说卷”（已出）、“哲学卷”（已出），这一“传记”读来很别致。如果说，顾城的诗是他生命历程一个一个眼神一亮的瞬间感受和印记，是许多天启时刻在纸面上烙印的闪光点，小说是他试图把其中一些有意味的原点分解、化开、再精心构造出的一段一段心思和颖悟，讲演和访谈（含哲学）是他走到人群里，与人交流的心得体会；这一大卷散文，就是他的生活本身，是他生命轨迹的诚实记录，也是串联其他著作的内在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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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里的顾城，并非别一个顾城，而是在苦干、猛干，其实很能干。

    《养鸡岁月》就是这样一个纪事。据1993年1月1日顾城夫妇在法国与友人谈话录音，谢烨表示过：“我现在写那个养鸡的故事，因为那故事特长，我得一段一段写。”顾乡《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1993年）10月4日星期一”记顾城和谢烨谈《养鸡岁月》的写作，写有一段话：

    ……后来说过这篇东西，谢烨好像不喜欢，说他把自己“写得也太积极了”，……谢烨说《养鸡岁月》“你这样写就不像你了”（意思不是说不像生活中切实的你了，而是不像那个他们共同塑造的艺术形象“你”了）。还听谢烨对顾城说：“养鸡这事儿不是说好了归我写吗？”顾城则笑，说：“归你，归你。”

    照此“分工说明”，养鸡这个故事，应由谢烨来写却让顾城占了先，虽然长而完整，显然属于计划外成果。而养鸡这件事情，很能展现顾城“实干筑梦”的面貌。

    《养鸡岁月》全篇68节，回忆1988年6月至1990年4月新西兰激流岛的生活。顾城发现过期报纸上那座待售的房子，约闵福德教授一家赴岛看房，贷款买房，入住之后不断修补房子，他们为在那房子里生活下去付出各样努力，如种菜（顾城自嘲为“农业”），采野菜、打野物（“采撷业”“狩猎业”），养兔子，在自家屋后发现笼圈遗迹，在邻居家和集市发现鸡和鸡蛋的价值；于是，他们养鸡，从两只鸡、一个小鸡圈起，林间追鸡，配种孵鸡，扩大再生产，翻建养鸡场，直养到二百多只鸡，每天收获几乎200个鸡蛋。然后岛政府干预，不得不痛杀群鸡，结束这“盛大”岁月——顾城自许为“畜牧业”“养殖业”“商业”时期。虽然“一段一段”写成，本书校注者看来，尚属“作者初草，……有提纲性质”（比如其中人名，“谢烨”和“雷”并称）；即便说是待定稿，也已相当完整。读来波澜起伏，趣味横生，许多插曲——比如小公鸡“老爷爷”的生死，比如谢烨借车、学车、开车送鸡蛋的过程，让人怅然感动，又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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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七书简及日记”收录45封顾城致家人、朋友的书信（含谢烨、顾乡附信），28段零散日记，还有间插在《养鸡岁月》《（写给儿子）》”等篇的家信片段，贴身记录下顾城夫妻及孩子海外生活、尤其家庭生活一点一滴、一念一动。细读这些片段，对顾城的日常生活，从收支账目，到吃喝拉撒、洗澡睡觉等等，有精确一些的了解——这是目前顾城研究的一大块空白，也是网络世界众说纷纭最无凭无据、却头头是道的一段。借助这些材料，我们不难对其日常起居进行梳理，对顾城生活的一些谜团有一个相对确实的认知。

    比如顾城和谢烨的关系问题。顾城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依赖性”，有他和谢烨设计、“表演”的“公众秀”性质——这“表演”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功利目的——是生活需要。从婚前到婚后，顾城要拉谢烨进文学圈，以便相伴参加各类文学活动，他们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帮助谢烨出名；二是表示生活需要谢烨照顾。顾城早期诗作曾署名谢烨去投稿，“让谢烨尽快地在诗的领域中为人所知，于是一旦诗歌活动邀请他时也可以同时邀请谢烨（他们尚在两地尚未结婚时很憧憬可以同时被邀，结婚以后也是）。”（顾乡语，又见《诗刊》编辑王燕生先生文《两个故事中相同的主人》）1988年9月顾城家信写到：“美国约请是十一月1日到30日，吃住都管（仅限我），还给钱。”这种“仅限我”的活动，顾城会要求会议主办方一同邀请谢烨，理由是他衣食住行离不开谢烨。

    原因之二是顾城和谢烨特别的家庭分工模式，“他俩儿在他心目中是一回事，烨学英语、学开车、学打字，他就不学了，他说‘不要学重了，节省下半个人的精力可以干更多的事’。他帮谢烨改诗，改文，有时把自己的放上烨的名字，他回答我说不是作假，烨写的就是这样，她太忙了，他们是分工合作，等烨发表多了就容易了。”（《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9月26日星期日”），这是把家庭男女分工改造、放大到极致的生活模式，各擅所长，合作互补，不浪费两个人的心智。因此，顾城出国多年连英文都不会——可别忘了他还在奥克兰大学讲台上做讲师呢！其实呢，不是他学不会，而是觉得没必要学。

    就这样，海外行走的这对诗人夫妻，成功完成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塑造，给朋友圈制造了一个艺术化“无能的顾城”：他生活需要照顾，语言需要翻译，写作需要记录（有人竟因此认为，顾城的作品是谢烨代笔！）。为此，顾城不惜自我嘲笑、自我贬抑、自毁形象，夫妻俩还乐在其中。作为顾家的儿子和男人，他生活的能力并不差，其实是一个肯干、能干、敢干的人。他从小跟父母下乡劳动，回城在街道服务所蹬板车、做木活、清烟囱、掏阴沟等等，无活不干；新补的《在亮亮的天空下》说明，他恐怕还漆过屋顶。为结婚花积攒的稿费在上海买了个独院小房，自建厕所、自个修缮。他能自己使缝纫机做帽子，他烙饼很好，还会做汤；种菜、养鸡、修房子不在话下。

    正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才能明了，《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所记，从10月4日开始，顾城积极主动学英语、学开车，要自己买车，意味着什么：他已经从“依赖”里脱身出来，他要摆脱“无能”的艺术形象、享受“呵护”的幻觉、不处理家务琐事的习惯；他正接受离婚、单独生活的前景；他说，他还有100本书要写，他对自己的未来、对儿子满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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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城家书和散谈、纪事各篇，有不少关于儿子的记载，认真梳理，可以做一篇长长的“顾城和他的儿子”专文。意外怀孕，胎检心情，出生情景，取名字的故事（此环节谢烨说法和顾城家书的讲法不同），喂养细节，儿子的一颦一笑、一言一动，相互的逗乐、打闹，还包括顾城打孩子的情况，都记录着，做父亲以后的顾城对此津津乐道。同样是写给儿子表达爱意的文字，对照本卷《（写给儿子）》和谢烨的《你叫小木耳》（见“小说卷”），看看二者内容选择和表达方式、情感质地的差异，是有意思的——也留给读者去感受或理解吧。

    顾城对孩子的管教，不过是普通中国父母的严管而已，非要找什么不同，在军队大院成长的顾城或许更严格一些，作为诗人的顾城无疑更敏感一些。看看顾城家书里精心或随手所画儿子像，其好玩和开心，历历在目。顾城行为和情感上对儿子的爱与关心，并不缺位。

    本辑里，顾城写给儿子的十二篇文字，是谁——连顾城自己——都没想到，这是他最后的创作。1993年10月2日至7日他坚持与谢烨一起写这些文字，回顾他面对儿子的过程，尤其心理历程。比如他知道儿子到来时，“我第一次感到恐惧，我没想到有这样的事，我必须接受的日子”，第一次听到胎音：“……医生把那个声音播得很大，在整个房间里回应，‘哗哗哗，哗哗哗’，一刻也不停止，我看见一个人，踏着海水，向我走来，我不认识他，害怕，看不见他的脸，他一步步走……”有意外到来引起的惊喜和惊惧，有反躬自省的惶惑和惶恐，尤其是文中反复的自剖和自责：“这是我不好”“我待你不好”“我打了你两下，对你不好”“我用难听的话说你”，“我永远对不起你”！不过像胡适说的，“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既来之，当承担之；害怕和惶惑乃至自责，并不是《（写给儿子）》的主题，他不甘、却不得不接受家庭破碎的事实，顾城心底奔涌着对过去的无限悲伤，也有对未来的满心期待：“Sam，我记得，你那么紧紧地抱住我，在黑暗的树林里，你相信我”，“Sam，我只想牵着你再走一走台阶。”纯净明亮的文字，没有灰暗或绝望的阴影，他在对儿子悄声细语，也向就在眼前、聆听他说话的妻子倾诉，希望“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冯至诗句）；现实是伤痛的，甚至痛到绝望，幻想和希望从未离开他的心灵。

    然而，第二天下午（10月8日）发生在顾城和谢烨之间的一场意外争执——为何争执？是不是也和孩子有关？已是无法解开和印证的死结——和争执激发的一次冲动，毁灭了两个活泼的生命，毁灭了他们在孩子笑容面前张开的怀抱！这是太过惨痛、太过无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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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缘巧合，2004年我开始参与顾城作品辑校工作，受十来年媒体传播的影响，网络上一片“用斧子砍”“虐杀”“蓄意谋杀”“杀人犯”“精神病”等这样凶狠的评判。当代文学课堂上，讲授顾城诗的老师，常痛感顾城其人、其诗难于统一的错位。接触顾城作品渐多，诗全集两厚册，《顾城文选》四大本，顾城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渐次清晰。从《北京文学》杂志读过、随后搜寻到顾乡女士《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单行本，起意对顾城谢烨事件（以下简称“顾谢事件”）的实情作进一步探问。读到《顾城弃城》这本书，翻检十几年前中国大陆、台港媒体对“顾谢事件”的报道，才猛然意识到：一个尚待勘验的生活案件，如何经由媒体抢新闻、做新闻渲染成惨烈的凶杀案件；一场意外发生的家庭冲突，如何被记者、学者、道德家们袖手旁观“深入挖掘”成反人性惨剧。这个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在我看来，无非一种由个人完形心理诱导产生的错觉，被法国“群体心理学之父”勒庞所称的“群众心理”左右得面目全非而已。

    2011年初《南方人物周刊》一篇新译旧文又一次掀起“诗人何为”的网络“义愤”，让人惊讶；2013年海内外围绕顾城辞世二十周年的议论热潮，让人困惑：二十年来，无论学术圈还是大众媒体，“顾城之死”一直未得到实事求是的对待，人们的演绎、学者的研究中，一些早已公开的基本的事实，仍被无视；人们的谈论，仍停留在媒体当年传播的混乱和困惑里。编校“顾城海外遗集”的同时，我开始追问：顾城为什么会自杀？他的妻子谢烨是怎样死亡的？顾城手里真的有一把斧子吗？在“顾谢事件”周围，各当事人、媒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应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人们从这个悲剧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反省？等等。

    个人的史料爬梳和考证记录，应当另文表达，毋庸在此赘述。从本卷各辑，尤其“（《英儿》未定稿）”“散谈”和“书简日记”三辑，读者可以明晰、清楚地了解顾城、谢烨和小木耳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联系；有此基础，省视人性与人心的宽度和厚度，体悟生命、命运的偶然和无奈，或许会以悲悯之心去理解、去判断“顾谢事件”这一意外悲剧。

    在这里，我想补充说明收入顾乡女士《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的初衷。从史料学原则来讲，第一手资料最可贵。顾乡是顾、谢生活最后十四天的当事人之一，这本书1994年2月初动笔，距离“顾谢事件”发生不到四个月，记录的是她当时所见所闻。不少人说，作为顾城的姐姐，她的叙述能可靠吗？此书之外，我搜集了顾乡1993年10月以来发表的各种文字，注意到旁人记录她的谈话和访问；对比书外文字和书里内容，未见到“问题回忆录”普遍发生的记忆错漏，或刻意掩饰的矛盾出入。这是一本读来让人痛彻心扉、不忍卒读的书，作者怎么会编造、怎么去编造呢？二十多年过去，顾乡一直在等待、一直未等来有同时经历的其他人，对这本书提出质疑。

    需提一笔的是，从该书网络版分章节阅读的点击数看（见“顾城之城”网站），读者注意力往往集中在“10月8日星期五”这最后一刻，对此前十三天顾、谢二人的情绪起伏、分合纠结注意不够，他们生活起居细节多被忽视。对试图了解“顾谢事件”发生经过的人来说，这是很可惋惜的。  （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