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致宋桂煌函释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沈建中编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收录了施蛰存给宋桂煌的书信两通。笔者近日在“墨笺楼”之“锦书弘文——戴菊农、蔡无忌、丰子恺、施蛰存、杜宣、陈仁炳等名家信札”专场又找到施蛰存给宋桂煌的书信一通，照录如下：

    桂煌兄：

    奉到手书，藉悉起居安健，甚慰。弟在六十年代中在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编了一部《历代词集序跋文萃》，去年古籍出版社要去，想印行，这是一部资料书，并无笺注，也没有任何加工，兄见到的，大约是一段出版消息。

    冒辟疆的子孙有冒鹤亭，亦近代词人，久居上海，文革前故世，其子孝鲁，现在安徽大学教俄文，旧诗也做得很好。冒氏水绘图遗留文物，都捐献上海博物馆了。

    董每戡五七年戴上右帽，七九年改正，八〇年回广州中山大学，不到半年，即病故。

    赵铭彝即住在我附近，去年去他家见过。

    上大同学会我只知道是抗战胜利后高尔松、柏兄弟发起的，不知在敌伪时期已先有了。你说汪想把上大改为国民党的机关学校，似乎又在抗战之前，兄所言，恐时间不对头，大约记错了。

    普鲁士的“前哨”，三十年代已有杜衡的译本，编在《欧罗巴文学丛书》中，光华书局出版，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另一个译本，记不起是何人所译，我以为，老兄可以不必译了，还是改一个选题罢。

    耑复，即贺年禧

    施蛰存1981.12.25

    施蛰存信中提到的“《历代词集序跋文萃》”，并未被古籍出版社出版，最终于1994年12月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词籍序跋萃编》，署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策划，施蛰存主编。施蛰存1993年9月20日为该书作了《序引》，回忆了这本书的编选与出版过程，“1960年秋收后，我从嘉定向农民学习回来，被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资料室工作任务不多，原有的两位职员已可以应付了。但当时安置在资料室的教师却有三四人。我建议编一些教学参考资料，免得闲着无事……我偶然想到：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关于词的理论和评品，最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因此，我想到，在各种词集的序跋题记中，可以搜集到不少关于词的评论的史料，如果把它们辑为一编，对词学的研究工作，不无用处。于是我决心抄录唐、宋以来词籍的序跋。渐渐地扩大范围，凡论词杂咏、讨论词学的书信乃至词坛点将录之类，也顺便一并采录。用了两年的工作时间，居然抄得了约六十万字。把我自己所有的词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词籍、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分词籍，都采录到了……这部书稿，在资料室存放了二十年，直到1980年以后，文化昭苏，各种打入冷宫的人与物，开始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资料室负责同志检出这部书稿来还给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出版的机会。恰巧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的华东师大毕业生季寿荣同学1986年来上海组稿，我谈起这一份书稿，问他有没有可能由他们印行……全稿原先分为十卷：第一至八卷都是词籍序跋，第九、十卷是关于词论的杂文、杂咏。原来定名为《词学文录》。在重抄时，我删去了最后二卷，一则是为了节约一些篇幅，二则是使这部书稿内容专一：全部是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因此，我把书名改为《词籍序跋萃编》”。施蛰存在《花间新集·总序》中也提到，“1961至1965年，是我热衷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书，尚待采访”。徐中玉在《回忆蛰存》中提到，“‘反右’之后，蛰存先生的职务、学衔、原工资全被撤去，给贬到系资料室去搬运图书、打扫卫生、应付门面时，他仍继续铢积寸累，夜间回家偷偷做业务工作”。即使身处命运的最低谷时，施蛰存都没有放弃工作，依然在为自己挚爱的词学研究努力着，怎能不让人动容！

    施蛰存1923年9月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1924年9月改入大同大学。《上海大学的精神》。宋桂煌是上海大学文艺院英国文学系十五年度第二学期毕业生，一生主要从事翻译，翻译过《高尔基小说集》等。关于上海大学，施蛰存和宋桂煌分别写有《上海大学的精神》和《上海大学琐忆》。施蛰存1980年12月27日致信宋桂煌，“你也是上大同学，我竟未知道，或者在1947年开同学会时知道，现在又忘却了”，1981年2月28日再次致信宋桂煌，“兄提到许多上大同学名字，助我回忆不少”，“‘庄铭彝’是赵铭彝之误，此人在戏剧界，即住在愚园路，去年我到他家去过”。

    关于上大同学会，笔者注意到些许材料。宋轶能在《高尔柏、高尔松事略》中提到，“1924年下半年，高尔柏入上海大学，高尔松则去东亚同文书院专攻日文，与青浦县徐勖同学，也常到上海大学听课”。关于上大同学会与高尔柏，周启新在《上海大学始末》中回忆，“上大同学目击时艰，咸有恢复过去光荣，共赴国难的愿望，为学籍问题，一再向国民党交涉；至1936年3月，国民党不得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由蒋介石以中常委副主席名义提出，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并函伪国民政府令主管院部遵照办理。于是各地上大同学纷纷组织同学会，而以南京为总会所在地。这年3月18日在南京举行上大同学会总会筹备会……以学籍问题最为重要，乃由原教职员方面推定各系主任三人及中学部一人，同学方面各系共推十一人，组织学籍审查委员会，以高尔柏主其事；同时登报通告同学从速登记，前后7月，粗告段落。1936年11月10日上午，借南京公园路民众教育馆大礼堂举行上大同学会总会成立大会。”

    另外，文末提到的杜衡翻译的普鲁士（BoleslawPrus）的《哨兵》，光华书局1930年9月版，系蓬子、徐霞村、杜衡主编的“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