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一本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集，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印行了一百多万册。

    这本书的封面，出自名家之手：蓝色的封面上，画了一支洁白的羽毛笔。

    蓝色象征海洋，表示家书穿洋渡海；白色表示不俗，象征作者高洁的品格。

    羽毛笔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是象征翻译家——因为作者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所译的大都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品，当时法国作家是用羽毛笔写作的；二是象征家书——鸡毛信。

    这本家书集，就是《傅雷家书》。封面的设计者是著名画家、曾经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工艺美术家庞薰琹，傅雷的好友。

    傅雷，他把毕生的时间，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共约五百万言。他把手中的笔，化为一座架在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这座文学桥梁，永存于人世。

    至于《傅雷家书》，却是傅雷生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出版的书。然而，如今傅雷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傅雷家书》。《傅雷家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傅雷的译著。

    为什么一本家书集，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生于艰难，死于危世。傅雷的一生，历处逆境。他的这些家书，在写作时只是与儿子作纸上倾谈，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它是傅雷思想的真实流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纯真的心灵。《傅雷家书》的巨大魅力，正是在于傅雷高尚的人格力量。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可以说是傅雷品格的生动写照。他非常喜欢这两句诗。

    这是《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原作全文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原意是说，人的生命不满百岁，可是常常为身后的事忧愁不已。既然人生短暂，又昼短夜长，何不持烛夜游，及时行乐呢？原诗的意思是消极的、颓废的。

    但是，傅雷先生截取了前两句，含义就大不相同。1963年7月22日，他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二语可为你我写照。”

    1985年5月27日，我在上海采访傅聪时，他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两句诗，作为座右铭。他的父亲的特点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傅聪说，父亲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想得很深的人，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

    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父亲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父亲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傅聪还对我说，他的父亲是“五四”一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

    《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一本忧国之书，忧民之书。尽管傅雷受极“左”路线迫害，不得不终日蜗居，与世隔绝，但是他的心是博大无涯的，紧紧地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哀乐相连。

    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我关注傅雷，最初是从关注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中国音乐界的“两聪”——马思聪和傅聪。这两“聪”都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我为内心痛楚、客死美国的马思聪先生写下了纪实长篇《风雨琴声——马思聪传》。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导，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导，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关注。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在1980年发表于《福建文学》杂志。

    我采访了傅聪，又采访了傅敏。我的视线转向他们的父亲傅雷，我采访的范围逐步扩大，内中包括：

    采访傅雷夫人哥哥朱人秀、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梅月英（荷娣），傅雷夫人侄女朱佛容；傅雷的许多好友：著名作家柯灵、楼适夷，数学家雷垣教授，翻译家周煦良教授，声学家林俊卿教授，音乐家丁善德教授，小提琴家毛楚恩教授，翻译家严大椿教授，法学家裘劭恒教授，傅雷干女儿、钢琴家牛恩德博士……

    我还采访傅聪的诸多好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中央音乐学院周广仁教授，钢琴家史大正，上海音乐学院吴乐懿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铎教授……

    1983年9月，文化部外事局俞慧钧女士给我很大帮助，给我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傅聪问题的批示的影印件以及有关文件，并允许我抄录了这些文件。

    我的采访逐步深入：

    “挖”出了那位冒死保存傅雷夫妇骨灰、感人至深的江小燕，对她以及她的母亲进行深入的采访。

    在上海市公安局，我查到了关键性的文件——“傅雷死亡档案”并全文复印。

    我采访了有关公安人员，首次揭开傅雷夫妇之死的真相，内中包括：采访第一个进入傅雷夫妇死亡现场、当年负责傅雷家所在地段的户籍警左安民，最初对傅雷夫妇的遗体作鉴定的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法医张维贤，为傅雷夫妇写下验尸报告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法医蒋培祖，还有相关当事人、医生丁济南……

    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我写出关于傅雷、傅聪、傅敏的三篇报告文学，写出了《傅雷一家》一书，于1986年9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叶永烈自选集》，选入《傅雷与傅聪》一书。

    楼适夷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经建议我写长篇《傅雷传》。我原本也准备写，所以对傅雷亲友作了广泛的采访。然而，后来我忙于“红色三部曲”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创作，也就把《傅雷传》的写作搁下来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图时代”到来了。读者喜爱图文并茂或者以图为主的书。我完成了这本《文化巨匠傅雷》。

    画传，是人物传记中的新品种。通常的人物传记是以文字为主，厚厚的几十万字，在书前插几幅照片；通常的人物画册以图片为主，图片多达几百幅，每幅图片配以一、两行说明词。前者内容丰富，但是文字太多，要花很多时间阅读；后者图片虽多，但是内容显得单薄。画传则介乎两者之间，既有相当深度的内容，又有形象丰富的图片。可以说，画传的特色就是图文并茂。

    傅雷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屈的代表，也是多灾多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这本《文化巨匠傅雷》，浓缩了傅雷这样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左”的苦难以及坚强的抗争，歌颂了他们的正直、勤奋以及浓浓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