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识与见

    《东欧亚海域史列传》如同一部大型交响乐，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别样的海域世界。在该书中，上田信教授称作“历史系统论”的海域史研究方法，与历史人物列传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历史系统论”如同交响乐指挥者的指挥棒，是核心，贯穿了该书始终。而各个章节的传主，如足利义满、郑和、王直、郑成功、陈宏谋、威廉·渣甸，犹如交响乐中的竖琴、大提琴、小提琴、长笛、长号等乐器，各自奏响着不同的音符，和在一起构成优美的管弦乐曲。从该书的纵向布局看，各个章节如同交响乐的每一个乐章，逐渐推进乐曲的进程，在最后达到高潮，使整首交响乐浑然一体，犹如该书整体结构的浑然天成。

    实际上，上田信教授的著作《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海与帝国》与该书互为姊妹篇，“东欧亚”就是上田信教授在《海与帝国》中创造的概念，它的范围包括“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五大海和与它们相连接的陆地、岛屿”，若使用世界地理用语的话，则包括东北亚、中亚、东亚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的一部分。而且，“东欧亚”这一概念的萌生与上田信教授在中国云南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就是在云南，他突然意识到了那里并非仅是中国的西南部边境，也是位于东欧亚的中心位置。

    在《东欧亚海域史列传》中，上田信教授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多年来历史研究的方法，即“历史系统论”。理解“历史系统论”是深入解读该书的关键，也是深入理解上田信教授海域史研究方法的基础。

    “历史系统论”将历史事象分成三个交叉流程，即以生态系统命名的物质·能源流程，以语义系统命名的情报流程和以社会系统命名的人格流程。该书主要以第三种“人格流程”为论述方法，并对“标识”“本名”“人格”等从属概念进行了分别论述和实践。该书六位传主的“本名”，分别是“源义满”“和”“王锃”“郑森”“陈弘谋”“威廉·渣甸”。上田信教授立足一手史料，在考证了这些历史人物的本名后，探讨了他们不同的标识、人格。

    另外，该书选取的六位传主，从国别上看，来自日本、中国、英国三个国家，跨越了国界；从时间上看，若按照中国历史时间划分的话，跨越了明、清两个时代。上田信教授围绕东欧亚海域世界从朝贡体系向互市体系的发展进程，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论述与评价，甚至超越了前人观点，体现了史家的识见。该书的第一位登场人物足利义满，本名源义满，日本学界的某些学者，例如辻善之助认为，足利义满与明朝皇帝建立的基于朝贡体制的册封以及“勘合贸易”，完全是屈从于中国压力的投降之举，足利义满本人丧失了国格，因此，他与明朝建立的朝贡贸易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的“国辱外交”。在该书中，上田信教授论述了源义满与中国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经纬以及这种朝贡关系的来之不易，肯定了他的功绩，赞扬了他的审美意识，可谓对前述日本学者观点的颠覆。

    不仅仅是源义满，上田信教授依据具体史料，对郑和、王直、郑成功、陈弘谋、威廉·渣甸也进行了某些颠覆想象的论述。被认为倭寇的王直所具有的“儒者”形象，《王直上疏》所展现的王直的才华，以及王直试图在中国海域构筑的海上政权；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大员人民的组织者何斌，请求郑成功所发动的大义之战，也是郑成功建立的海洋王国的逻辑发展成果；陈弘谋虽出生于广西的内陆边疆地区，但为政的勤勉和对国际局势的深刻认识都使其在推进清朝对华人政策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威廉·渣甸作为英国殖民者的使者，早已有明确的贸易扩张企图，他对各地情报的搜集与鸦片战争爆发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等，这些观点大概都会令读者耳目一新。而且，上田信教授不仅关注了六位主要传主，还对何斌、郭力士等历史人物也进行了肯定性评价。

    《东欧亚海域史列传》可谓上田信教授的集大成之作，既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又有具体历史案例的深入研究，且史料丰富、视野开阔、逻辑缜密、思辨充分，闪烁着思想光芒，完美诠释了史家的识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