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语主义”与“外语崇拜”

    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柯马丁（MartinKern）在《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发表了《超越本土主义：早期中国研究的方法与伦理》一文，对中国以及国外的早期中国研究提出方法论的反思。在该文中，柯氏犀利地指出：

    一些学者竭力寻求在纯粹中国层面上所定义的绝对可信的文化身份认同，他们不愿接纳包括中国及其邻邦和其他古典文明在内的丰富图景，也不愿重视来自国外的学术研究，而更愿意频繁施展如下三种策略举动：其一，对国外学术迫不得已说些应酬话，实际上却几乎不予任何阅读；其二，拒绝学习任何外语；其三，对其他早期文化或是关于这些文化极具启发性的研究都不感兴趣。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防守性的、本土主义的、自我边缘化的、单语主义以及单一文化主义的学术。放眼未来，我认为这种学术是难以为继的，连下一代学人都不会接受。

    柯氏所说的“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意在批评一些中国学者只关注单一语言（即汉语）的研究，而忽视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在另一篇英文论文中，他有更为深入的讨论。正如很多人所知道的，在美国攻读汉学博士学位，除了汉语和英语之外，往往至少需要另外掌握一门东亚语言（日语、韩语等）以及一门欧洲语言（法语、德语等）。而据柯氏所说，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能够至少关注以中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文字撰写的相关论著，不能因为无法直接阅读而忽视可资借鉴的前人成果。而柯氏所主编的国际权威汉学期刊《通报》（T’oungPao），西方学者如若忽视中文和日文的参考文献、中国学者如若忽视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文章便不可能会被采用。

    相比之下，正如柯氏所批判的，中国学者多无视国外的研究成果，即所谓的“单语主义”。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与汉学家愈加亲近，动辄以“国际会议”相邀，但二者之间的隔阂尚难消弭。一方面，一些国内学者认为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曲解过甚；另一方面，汉学家对国内学者不注意参考国外研究成果而耿耿于怀。如李若晖先生的新著《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由以色列汉学家尤锐（YuriPines）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作者对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关注，实际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犊栋……这仅仅是其中一例，我认为这些研究都应当在《久旷大仪》一书中有所涉猎。我相信，现在正是中国同仁以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本土学者同样的严肃性和彻底性来关注西方汉学发展的时候了。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国内外学者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方式”。

    国内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有着天然的优势，而汉学家因语言的便利，在材料和视角的把握上较之国内学者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缺乏充分沟通了解和“有意义的对话方式”的情况下，过于抬高或贬低海外的中国学研究，显然都不能令人满意。国内学者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有观念的原因，也有条件的限制。在年轻学者的身上，显然已得到极大的改善。

    在存在所谓“单语主义”的同时，国内学界乃至公众又都不无“外语崇拜”的现象。对于传说中掌握多门外语的学者，人们多肃然起敬。尤其是梵文以及其他显得高大上的古代语言文字，谁若能做到“精通”，便宛如掌握独门秘技，境界顿出。

    譬如陈寅恪先生，谁都不能否认他的伟大，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显然被过度神化。一般流行的说法，陈氏“精通”十多种、二十多种乃至三十多种语言，包括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陈氏外语能力实则一般。

    质疑陈氏的，主要有以下依据：陈氏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陈氏曾在书信中向傅斯年与罗香林坦陈自己无法用包括英文在内的外文撰写文稿；陈氏的老同学、熟知欧洲各国语言的西方史学者徐子明先生，在致学生汪荣祖的信中称陈氏虽然留学各国，但对各国语言文字“绝不能操纵”；陈氏以外文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刊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的两篇英文论文，均由洋人翻译（文末有作者向译者的致谢），而且正如一些人指出的，两篇英文论文的英文极为生硬、粗疏；陈氏回国后还向公认梵文一般的俄国学者钢和泰（Al⁃exandervonStael-Holstein）学习梵文，说明他本身梵文水平不高。为陈氏辩护的，往往以陈氏论文的材料引用及读书笔记为据，认为陈氏通晓这些语言文字，并以“自谦”解释陈氏的夫子自道。

    就笔者的个人体会而言，材料引用以及读书笔记，很难证明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凡学过英文的人，做过的笔记不知凡几，但要做到“精通”，大家都深知谈何容易。笔者也有梵文、波斯文等文字的笔记，而正因为学习过，更深知个中的不易以及“精通”之难。当然，陈氏的天资与勤勉非我辈所能及，如此类比或许并不适宜。有过外文论文写作经验的人也都知道，外文论文写作与口语的听说不是一回事。陈氏在国外留学时并不为拿学位，也便没有写作学位论文的经历。虽然英语、德语等语言的日常交流应不成问题，但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写作训练，他称自己无法用外文撰文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大家的分歧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对“精通”的理解，二是对陈氏研究旨趣的理解。从陈氏的笔记和相关书籍（现藏北京大学）看，他极为重视收集、学习和利用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材料。但从笔记的内容和相关书籍的利用率看，有学者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至少某些语言陈氏并未做到“精通”。国外学者往往动辄掌握多门语言，他们对自己各门语言的掌握程度往往有较清晰的界定，如 mothertongue level、excellent、fluent、read⁃ingonly、basiclevel之类。限于材料，陈氏的外语能力已难以作如此区分。我们不能因为陈氏对某种语言有所涉猎，便一概冠以“精通”，想必陈氏也不会同意。需要注意的是，陈氏学成归国之后，走的是“东方学”的路子，他侧重佛教以及藏、蒙、满、回文书，也是为了扬长避短，以利用西方学者东方学的理念与方法，参考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发挥自身熟悉汉文及域内各民族语言典籍的长处。他志不在翻译，也不在以外文撰写论文，我们自然不能以翻译家或汉学家的标准来苛求前贤。许多语言文字对他而言，只是研求具体问题时所取用的材料，重在应用或阅读，而非“精通”。

    季羡林先生曾在《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中讨论过陈氏的外文学习笔记：

    从这些学习笔记本中也可以看出，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等，算是工具语言。梵文、巴利、印度古代俗语、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新疆现代语言、新疆古代语言、伊朗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等等，算是研究对象语言。陈先生对于这些语言都下过深浅不同的功夫。还有一些语言，他也涉猎过，或至少注意到了，比如印地语、尼泊尔语等等。专从笔记本的数量和内容来看，先生致力最勤的是中亚、新疆一带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藏文研究和蒙文研究。

    季氏的评价是相对公允的，他注意到陈氏治学兴趣之广以及研究重点，但并没有下自己的老师“精通n门外语”之类的断语，显然更为严谨。

    再以饶宗颐先生为例。今年仙逝的饶氏学问广博，贯通中外，自然是大师级的学者。饶先生在法国、印度、日本、美国等地都从事过研究工作，也研习过梵文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翻译过一些古印度吠陀文献和古巴比伦史诗。媒体较为流行的介绍称饶氏“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但所谓的“伊拉克语”本身并不能成立，今天的伊拉克说的是阿拉伯语，而饶氏研习的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对于前辈学者而言，此类以讹传讹的情况不在少数。

    无论是陈寅恪的时代，还是现在，对于欧洲语言和西域古语，西方学者始终掌握着话语权，他们有着我们难以企及的语言优势。正因为中国学者对这些语言知之甚少，陈氏在这方面的努力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显得难能可贵，域内难有知音。像陈、饶等前辈学者，涉猎域外语言文字，主要是为研究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服务的。他们的研究扬长避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承认他们学术贡献的同时，也不应过度夸大乃至神化。真正地“精通”这些语言文字，还是专家的事业。季羡林、黄宝生等先生的意义，正在于此。

    北京大学陆扬教授在北京大学和维亚纳大学都受到过梵文的训练，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

    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人们之所以对梵语之类的语言有“外语崇拜”，实际上还是缺乏了解之故，与“单语主义”不无关联。明乎语言文字的工具意义以及基本原理，神秘的外语也便不再神秘。在学术研究中，“知己”的同时，“知彼”显然也是极有必要的。至于是否学习某种外语，则要视生活、学习的必要性以及个人精力而定。我们不必为学外语而学外语，乃至于成为炫技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