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陈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在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特别是古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陈毅年少时就有一个文学梦，想用手中的笔唤醒劳苦大众的觉悟。20世纪20年代，陈毅经王统照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创作了若干短篇小说、白话诗歌等，在《晨报》上发表。陈毅对书籍的热爱几近痴迷，即便后来在战争年代，他依然坚持读书、吟诗，行囊中也必备书籍若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在担任上海市长和副总理期间，十分重视文化工作，1956年兼任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后，更是与古籍图书出版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观伯鸿图书馆

    1949年5月，指挥上海战役取得胜利后，陈毅结束了戎马生涯，担任上海市市长，迅速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这期间，陈毅对上海市文化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陈毅不失书生本色，成为书店、图书馆的常客。50年代初，陈毅专程参观中华书局的图书馆，时任中华书局代总经理、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的舒新城全程陪同参观。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随后快速发展壮大，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成为出版界翘楚。1925年中华书局的藏书楼更名为中华书局图书馆，30年代请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专门设计了钢制书架，还配备了先进的升降梯用于传送图书，成为一家有特色、先进的图书馆。1941年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伯鸿去世后，为纪念他，决定将当时中华书局的图书馆进行扩充，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伯鸿图书馆”。作为一家出版社的图书馆，伯鸿图书馆收藏的教科书颇为完备。在经济状况较好时期，中华书局大量选购报纸广告上刊登的新书，此外，还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善本图书，特别是收购了蒋氏密韵楼的明清善本，以及购买了郑振铎出让的部分图书后，中华书局的藏书当时已达50余万册。

    在陈毅参观中华书局图书馆时，舒新城将这些情况向陈毅做了介绍。陈毅当时就指出，伯鸿图书馆藏书很多，很有特色，应保持完整，继续充实，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此后，出版界的公私合营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华书局着手准备将总部从上海搬迁至北京，如何妥善处理伯鸿图书馆在此时便提上了议程。1953年3月，中华书局董事会就此召开了一次会议，董事会经讨论决定将伯鸿图书馆移交由陈毅担任市长的上海市相关政府机关，并准备向社会大众开放，以便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服务。这次董事会上，推选了舒新城、潘达人和陆费铭中三人组成处理图书馆事宜工作组，对具体移转、交接问题进行研究、决定、落实，舒新城具体负责与政府机关进行联络、接洽，此项工作得到了陈毅市长的关注和支持。

    50年代中期出版社公私合营前，中华书局公股公产的清理工作量巨大，这时伯鸿图书馆藏书已近60万册，限于人力，当时的中华书局没有办法对全部图书进行系统清理、登记造册，加之其他种种原因，移交伯鸿图书馆的工作被搁置下来，中华书局伯鸿图书馆也因此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与古籍小组座谈古籍出版

    1956年2月，陈毅担任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领导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负责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建设，领导编制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8年2月，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齐燕铭担任古籍小组组长，金灿然担任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古籍小组网罗了一批国内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学者近百人，作为小组成员和分组成员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去。古籍小组的成立，得到了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在五六十年代，整理出版了大量重要的古籍图书，创造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高峰。

    陈毅不仅在政策上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给予支持，而且身体力行作具体指导。

    1958年7月4日，陈毅参加了古籍小组召开的座谈会，与齐燕铭、金灿然、翦伯赞、郑振铎、何其芳等古籍小组成员就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座谈会上，陈毅就齐燕铭、金灿然等人提出的古籍整理与厚古薄今、厚今薄古的关系，古籍整理与马列主义，古籍整理与实际，古籍的精华与糟粕，古籍整理与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对许多大家感到困惑的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解惑答疑。

    陈毅在座谈会上指出，没有人搞古籍不行，人类要认识过去，这是个大问题。但还是要“厚今薄古”，研究、整理古籍是为“今”服务的。

    在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上，陈毅认为应辨证地看待，他举例说《论语》这本书里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要让读者阅读后自己去区分，出版者不能人为地去消灭自认为的“糟粕”。他说《孝经》《十三经》《登徒子好色赋》《资治通鉴》《道藏》等，所有古籍都是有用的，印出来，保存下来，不要去改。陈毅一直对诗词颇有研究，他高度评价李煜和李清照的词是“文学史上一朵花”，认为阅读这些诗词有好处。

    最后陈毅指出，要思想解放，不迷古，也不迷今。这是辨证地对待古籍的科学态度。

    有了陈毅等领导的支持，古籍小组的活动快速得以展开，从国家层面对整理古籍工作进行全面规划、统一部署，并在短时间内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重点古籍图书。

    看望陈寅恪

    1956年，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任务极其繁重。1956年11月1日，陈毅在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晕倒，被送往北京医院急救，诊断为由于疲劳过度引起的脑贫血症。出院后，陈毅在夫人张茜陪同下去被誉为岭南第一泉的从化温泉，陈毅在这里创作了《从化温泉疗养》《温泉晚步》《窗前紫荆花》等诗歌。在疗养期间，陈毅与张茜一同到中山大学拜访了古籍小组成员、历史学家、中华书局重要作者陈寅恪。此次会面，陈毅与陈寅恪二人相谈甚欢，专门谈及《世说新语》，进而谈到魏晋士人清谈与风骨的话题。如果说陈毅对陈寅恪生活、工作情况的详细询问属于物质层面的话，那么谈文论道则是精神层面的深入交流。像陈寅恪这样一位不问政治一心向学的无党派人士，陈毅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能够与之相谈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完全凭借的是个人学识与魅力。陈寅恪十分感慨，随后还专门请助手找来陈毅的诗作来拜读。

    为《琴曲集成》《读杜心解》《北云集》题签

    陈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笔耕不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坚持诗歌创作。他十分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诗歌创作也深受杜甫的影响，诗风朴实无华、磅礴大气、善于用典。因为对杜甫的喜爱，陈毅曾多次游览成都杜甫草堂。1959年11月8日，陈毅为杜甫草堂题写了两句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随后又写下了：“此杜甫佳句，最富现实意义，余以千古诗人、诗人千古赞之。”陈毅对杜甫这两句诗的理解，可谓言简意赅，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杜诗的赞美。1960年，中华书局拟出版清人浦起龙所注的《读杜心解》，这是一部注释简明扼要、参考了清代以前各家杜诗注本、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杜诗的专著，请陈毅为此书题签再合适不过。为此，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金灿然专门致函陈毅，介绍了《读杜心解》的校点情况，对诗歌原文、注释的字体字号等编排问题也做了说明，最后在信中请陈毅为这本书题签。收到信后，陈毅对此书的出版颇感兴奋，并欣然应允题签一事，提笔而书“浦起龙著读杜心解 陈毅署”11个字。1961年，铅印三册《读杜心解》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63年，中华书局拟出版的《琴曲集成》和《北云集》，也都是请陈毅题的签。

    《琴曲集成》的主编査阜西，是我国著名古琴演奏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査阜西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搜集、整理了大量琴学史料，在北京古琴研究会主持下，编印成《琴曲集成》出版（第一辑，中华书局，1963），此外还整理出版了《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历代琴人传》《幽兰实录》《琴论辍新》等琴学书刊，为我国的琴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琴曲集成》第一辑整理完成后，请陈毅题签。可能鲜有人知，査阜西与陈毅是老朋友，二人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战友。1949年，査阜西任职于上海航空公司，在驻扎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发动起义前夕，周恩来与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请查阜西与当时香港航空公司空军驾驶员、地下党员吕明取得联系，赴港参与组织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两航起义”，并取得成功。和平年代来临，热爱文学艺术的陈毅与査阜西因为《琴曲集成》又有了交集，陈毅除了题写书名之外，还为该书题辞：“《琴曲集成》的刊行，以蔚然大观的新面貌问世，我们鼓掌欢迎，欢迎它为人民建设服务。这是丰硕的果实，极美丽的古代花朵。”

    为《北云集》题签也能看出陈毅对文学的偏爱。《北云集》的作者林宰平是我国闽派著名诗人、法学家和哲学巨匠，他一生交游甚广，与清末民初王闿运、林琴南、陈三立、樊增祥、梁启超等知名人士过从甚密，还经常提携晚辈后生。他本人亦多有创作，从1908到1951年间创作的诗歌200余首，另有文章32篇，全部收于《北云集》中。《北云集》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和思想流变。序言为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所作，跋为沈从文先生撰写。书名的题写，请的就是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