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在现代城市里，重新找到亲切的村子

    作家访谈

    他被国内评论界誉为“山野间的先锋”。

    那个沉默寡言的乡村少年，那个在穷困生活中怯弱卑微的农民子弟，在文字中驰骋着想象，驾驭着他构建的一座座王国，为读者所认识，所喜欢，所赞赏。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山东作家王方晨，以对中国乡村历史和乡村政治的勤奋书写，在文坛赢得了令人瞩目的一席之地。

    从80年代末初登文坛，王方晨已发表中短篇小说近二百部（篇），共计六百余万字，他的长篇小说“乡土与人”三部曲（《老大》《公敌》《芬芳录》）奠定了他在文坛的60后乡村书写的地位。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老实街》，以城市现代化发展为大背景，抓住传统与现代转化的历史节点，讲述了一道北方老街的倾覆和消亡。每个人的故事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市井民众丰富、复杂的生活形态与情感世界跃然纸上，呈现着鲜明、深刻的本土文化烙印。

    中华读书报：在你的作品中，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各有千秋，能谈谈不同的感受吗？

    王方晨：我觉得乡土作品更具淳朴的诗意。乡土文学令我情感亲近。另外，农村问题是涉及我的父老乡亲的大问题，我不能视而不顾。相对于农村，城市具备很多优越条件，而随着城乡距离缩小，城市的问题也更为突出。其实我也一直在写城市，比如早期的《豢狗》《笑里沉沦》《猫样年华》，现在的一大批“老济南”系列小说。

    中华读书报：在90年代后期，你的创作视野逐渐拓展，如《龙卷风》《响桶》等，“塔镇”也频频出现在你的作品中。这和你本人的生活经历是否密切相关？

    王方晨：本来小说多是虚构，很多作家都在回避真实地名，我也这样。小镇子比小村大一些，小村很接近乡野，自然小镇也差不多，我就决定写小镇。我的村子在县城城郊，顺便就把金乡县写成了小镇，县城有座小塔很有名，我就把小镇取名塔镇。后来觉得出现真实地名不可避免，索性就把金乡县点明来写，而且在作品中给县城另辟了地址。

    中华读书报：固然不能指望小说家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阅读作品时，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期待。但是在《乡村案件》《村长的原则》等作品中，更多地呈现了悬而未决的事件，你是有意要把问题留给读者思考吗？

    王方晨：现实充满了各种可能，小说里也同样。那年《小说选刊》选载我的《人都是要死的》，编辑建议删掉结尾，他就认为没有必要把结局写清，问题应该留给读者。其实作家写作的倾向性完全渗透进了自己的作品，但如果读者能够得到不同的答案，我倒是求之不得。我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引起读者深入的思考。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认为你几乎所有作品中都贯彻着紧张的、不休的对峙，这种对峙不仅在情节的层面上、在人物关系中展开，在最多的情况下还是灵魂的对峙，灵魂在对峙中释放令人惊骇的能量。比如评论家李敬泽也提出你的“危险”，是可能会不由自主地钻牛角尖，在极力往下钻的时候，可能会失去对精神现象的大尺度的把握。你如何理解这样的评价？

    王方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使李敬泽特别注意到了我。他对我的警告，我也记在了心里，因而在创作中时时保持着清醒，非常注意调整。以后的创作表明，我规避了过于追求犀利这种危险，没钻牛角尖，没往窄里去。他说过多次，你怎么变了？还说过，我抓不住你了。去年鲁迅文学院举办我的《老大》研讨会，青年作家陈集益回忆对我作品的阅读感受，说我现在的创作变得“温和开阔”了。是的，年龄大了，已经“狂暴”不起来。我自己也发现非常明显，火气小了。当然本质没变。

    我有意识的调整，可能早在2003年。发表在《天涯》的《世界的幽微》里，我写女人鹅最终保有了自己的软弱，但“虽败犹荣”。那篇同属“老实街系列”的《大马士革剃刀》，也没有像《乡村案件》那样，去进行坚决酷烈的灵魂拷问，而是让被害者仁慈地转身而去。《鱼哭了水知道》中的打工青年梢子、巧玲受辱，却继续选择乐观地生活，而且坚持将和事佬送来的钱财退回，都表现出极大的忍耐，从而获得了更广阔的人性宽度。

    中华读书报：你离开乡村几年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比较切近乡村的脉搏，你通过什么渠道？

    王方晨：要从1983年我考上曲阜师范学校算起，离开乡村已有三十多年了。我们绝不会彻底脱离开农村的，你家人，你同事，路上见到的那些打工的人，小商小贩，周围的每个人都跟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新闻、影视、文学，遍布乡村的信息。那年看到一个民工负尸回乡的报道，我马上想到我要写个小说，我要探讨的，是农民为什么要千里遥迢离开乡村（《巨大灵》）。还有个中篇《暗处之花》也来自新闻报道。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博士死也不回家看望病危的老母。我感兴趣的，是什么造就她如此绝情。切近乡村的脉搏，只要你愿意，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就是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度。不关心肯定不敏感。只要关心，不管你身处哪里，都会感到自己躺卧在大地的中心。遥遥的一瞥，有时甚至胜过深情的凝视。

    中华读书报：你将如何规划自己的写作，还是顺其自然？近年来你以济南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特别是“老实街”系列，引起了文坛关注。评论家贺绍俊在评论《大马士革剃刀》时，言其为“炉火纯青”的“艺术精品”。“老实街”系列又是怎样的一个规划？

    王方晨：灵感的到来，是不可预见的。有了想法，我会马上记下来，然后按自己所记陆续完成，所以，这让我好像有了写不完的东西。创作原则是有的，大的规划也是有的。

    比如说，这些年来，我勉力经营“塔镇”。在我心里，塔镇有一个清晰的地图。但我不能仅写塔镇，自然又有“塔镇之外”，因是写城市，就叫“我们市”系列。我现在济南工作，不能回避济南，渐渐的济南也就清晰起来。我随之写到济南更有特色的老街巷，因为它更像都市里的“村子”。我写济南老街巷，冥冥之中，我的“老实街”就与塔镇的乡村有了精神的呼应。《大马士革剃刀》首写老实街，虽写都市，但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因而有了独特的韵味。读者喜欢，我创作才有动力。所以，不妨在“老实街”多下些工夫，给“老实街”以更生动的形象，在文学中把它鲜明地树立起来，就像做一个品牌。目前我设计的“老实街”系列，是由11个短篇组成，“老实街”系列小说的创作，将让我在现代城市里，重新找到了自己亲切的村子。

    中华读书报：11个短篇，每个人的故事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为什么如此结构？

    王方晨：最终还是因为老实街的故事适合这种结构。它写了老实街居民的群像，我希望它能呈现出自然的原生态风貌。所以呢，也就适合那种散文化的风格。之前也有先例，好比萧红的《呼兰河传》等。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像汪政先生说的那样，可以“反复打开和解剖”，“保持原初丰富而自在的存在”，其实这也体现了生活的复杂性。但它又有主线，也就是一道老街的覆亡。

    中华读书报：其中《大马士革剃刀》是影响最大的一篇，在鲁奖评选中也颇受关注。这篇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写完之后，你是否也觉得最为满意？

    王方晨：对这篇作品我是非常满意的，不光是因为读者的评价，还因为我在写作时分明感到自己进入了一种状态。怎么说呢？极有节制，又有自由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见读者评价小说写得如同行云流水，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小说带给了我很多自信，发表后很多人见到我就说这是个“鲁奖”作品，获“鲁奖”无悬念，等等。我只能嘿嘿一笑。但这的确反映了大家的一种认识。还有一种说法我挺在意，是说别看这是个短篇，但它能当长篇看，正说到了我心里，因为我的确是要借此表达出自己宏大的文化意愿。在这种意愿的支持下，我决定写一篇老街巷的故事，写一下我们的文化传统，首先就是《大马士革剃刀》。

    中华读书报：有人认为，《老实街》是你创作的一次“转型”，你怎么看？这部作品的出版，在你的创作中有何独特的意义？

    王方晨：算是转型吧，但更体现在文风的含蓄内敛上。我看读者评价，这部作品可以视作我三十多年的“创作心得”。我非常认可。它给我创作带来的高度，前所未有。试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