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如何拓展近代文史研究

    按理学家的标准写日记，曾国藩为何仅仅坚持161天就宣告失败？倭仁的日记为何成为晚清理学家修身日记的典范，传播全国？道光时期的军机大臣何汝霖回到故乡，为什么被仆人、塾师及亲戚折腾得一身烦恼？世人熟知的《复堂日记》刻本实际仅为稿本的十分之一，谭献为什么做如此大规模的删节？——围绕近代海量的日记，8月21日至8月24日，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凤凰出版社协办的“微观史、中心与边缘：日记与近代文史之学的拓展”工作坊在南京大学召开。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致开幕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华读书报等单位近四十位学者参加会议，就“日记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日记与微观史”“日记的史料价值与文体特征”等日记相关专题进行深入讨论。会议伊始，新近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5辑也首次亮相，包含《袁昶日记》《有泰日记》等稀见史料14种共20册。

    大量近代日记不仅从细节上丰富对清代政局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政治现象和制度变迁，从而立体呈现清代政治的完整图景。戊戌政变时慈禧训政是两宫面见枢臣临时的决策，还是光绪与慈禧密商后从容的决断？捉拿康有为的谕旨为何不见于军机处档册？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慈禧训政后之朝局侧影——读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札记》一文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利用廖寿恒日记对慈禧训政后的中枢决策及朝局做出细致梳理。韩策（北京大学）在《江督非湘人不可：晚清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中认为湘人江督格局是晚清史上的重要现象，但这一现象至1880年代才逐渐形成。这与中法战争形势、东南湘系军政实力增强、朝廷平衡湘淮南北等多种因素有关。

    日常生活为日记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次会议中，张剑（中国社会科学院）《居乡诚不易——从〈何汝霖日记〉看一位晚清显宦的乡居生活》对军机大臣何汝霖的乡居生活做出细致的个案分析。何汝霖道光年间回乡丁忧日记为研究对象，写出朝廷大员乡居的烦恼。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烦恼来自仆人、塾师、巿井亲友等基层人物。譬如何汝霖家的仆人徐、陈两个老妈子，闹得家中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但何汝霖虽觉其“谬丑日甚”，几乎将人气坏，却也只是“忍之而已”。家中礼聘的塾师接连请了三人，都无法胜任。譬如其中一位塾师夏家铣屡次请假甚至旷工，且教子背书生疏不堪，何汝霖无法忍受，遂将之解馆。日记中何汝霖对此耿耿于怀：“愈觉夏老四（家铣）之累人不浅，可恨可恨。”更为令人气愤的是何汝霖的远近亲戚纷纷来要钱，如不给钱，就对何汝霖怒目相对、口出气话。透过《何汝霖日记》，方才发现高官有寻常生活，一样逃不脱中国社会的人情大网。

    随着日记研究的深入，日记的特殊性逐步得到发掘。彭勃（南京大学）《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一文以李棠阶、曾国藩和倭仁日记中保留的零星线索为根据，还原道咸同时期日记互批复兴的整体图景，并指出传观日记互相批阅的修行方式因倭仁达到的顶峰。倭仁的日记在当时被广泛传钞，成为当时理学复兴的标志，郭嵩焘等人都深受其影响。但倭仁非人人可学，曾国藩学习倭仁，按照理学家自修的标准记载了161天日记，却几乎每天都陷入极端激烈的内在斗争之中。他清楚自己的弱点，不断立志自新，一次次发誓要谨言、早起、夜不出门……却又总在第二天违犯。当期望无法达成时，曾国藩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自我厌弃并怀疑日记的意义，于是罢写修身日记。吴钦根（南京大学）《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论谭献〈复堂日记〉的编选、删改与文本重塑》一文利用首度披露的谭献日记稿本，在对比刻本的基础上，发现谭献将日记作为一种著述方式。在刊行刻本前，谭献对原始稿本做了大幅度的文本重塑工作。经由修改，谭献温柔敦厚的学者形象得以成功构建，而谭献日记内容也由此从私人化的记录彻底转变为公共性的知识。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日记研究的现状及未来进行充分讨论。大致包括：日记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政治、文学、经济、地域文化、书籍史、气象学等研究领域提供了珍贵材料，但日记不能仅被视作边缘材料和研究资料，日记本身也具备成为研究中心的可能。日记既能在微观上揭示历史，也能弥补甚至挑战宏观历史研究。未来，日记研究应当从理论和方法上寻求突破。与会学者表示，随着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为代表的大批日记的整理出版，相信未来的日记研究将在广度和深度上呈现出更加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