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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祥先生研究溥仪生平近四十年了，他的研究思路能够在自己旧有基础上填充空阙加之与时俱进。诚如他在《溥仪年谱》“初版序言”中所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溥仪研究多为资料专著和传记体著作，从现在起理应转向学术研究型著作……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还可以完成若干阶段性成果，如《溥仪文存》《溥仪年谱》等，从而使溥仪相关历史问题研究深入一大步。”笔者近十余年来，沉潜在《我的前半生》成书史、出版史研究的小格局之中，藉群众出版社从未公开出版的一些史料，梳爬剔抉、每有会心，略有对个别知情者的采访与个别情况的实地调查，腹笥壮大，应付裕如，稍指王先生视野所未及处，对嘉惠书林、宏裨学术的《溥仪年谱》给予补苴附丽。
《溥仪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述1960年7月溥仪行迹，一条为末代皇帝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条为参加生产自救劳动。其实，该年7月溥仪还做了一件事，此事后来产生了连锁反应，尤其能证明党的统战部门对他付出的心血。据马正信致全国政协秘书处处长史永、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金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信函云：“七月十八日收到廖沫沙转来溥仪写的‘中国人的骄傲’一文，嘱我请示中央统战部处理……”在此之前，廖沫沙于7月11日曾致函马正信预告之：“溥仪皇帝这两月在整理他的著作（群众出版社派人帮助他整理），快完了，他为了回答近时去访问他的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托我移交你审查……”对廖氏所云这篇文章，后来金城、张执一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半年之后，廖沫沙在致王绪东的一通便笺中说：“溥仪去年交我一篇稿子，转中央统战部审查过，批示了一些意见，请你派人或就便把这些意见口头转告他。以商量的语气，不要以命令的语气，并且不要说明是谁的意见。以免引起他紧张。据我看，文章是基本写得好的。”
这篇著名的“中国人的骄傲”完稿于1960年7月份。拙著《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曾就此文的来龙去脉，做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年谱》宜在1960年7月记述中增补：“7月11日溥仪托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移交中央统战部领导审查他撰写的‘中国人的骄傲’一文。廖沫沙认为‘文章是基本写得好的’。”另，删去《年谱》1962年12月第一条“下半年溥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的骄傲》”等语。
《年谱》1960年10月著录七条，末条未标日，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就溥仪是否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而肯定的答复。”据时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子荣的儿子徐清漳亲口讲的故事，我曾撰有一文收录于拙著《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一书中：
……1960年10月，徐子荣利用星期日休息，挈带儿女，由司机驾驶“别克”车，专程前往中国科学院香山植物园探视在那里劳动的溥仪。临行前，他跟徐清漳说：“爸爸带你去看‘皇上’。”
在香山植物园的职工宿舍里，徐子荣等待了溥仪一段时间，听说末代皇帝为了制作“人造肉”，正在山里捡树叶。何谓“人造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缺粮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生产活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人造肉”为技术含量高、营养价值较好的合成类精细代食品，它的成分包括叶蛋白等。据徐清漳回忆，溥仪穿着一双普通球鞋，风尘仆仆地赶回来，面对徐子荣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徐子荣问询溥仪，《我的前半生》写作进程如何，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溥仪说，我在这里半天劳动、半天和李文达商量写作之事，自李文达离开以后，进程停顿了。希望有较多时间去收集、研究资料，认真思考问题，以便书稿早日问世。徐子荣向溥仪表示，这些事由我来协调解决……
拙著所述内容也是记载1960年10月之事，它和《年谱》所述具有内在联系。徐子荣发出的信号，契合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答复。实际上，溥仪于1960年11月26日拿到“选民证”；1961年初，陈毅副总理给对外文委下达指示，要求把修改好的《我的前半生》译成外文在国际发行；1961年2月，溥仪正式离开香山植物园，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从而具备了与李文达合作写书的良好条件。对这一切，作为中共中央处理战犯专案小组成员的徐子荣，是起到作用的。徐子荣探视溥仪之事，为口述史料，笔者认为，与李淑贤女士口述史料的价值大体相当，而又决无溢美之辞，都是在不能复原历史原生态的情况下，对原生态历史的逼近。这种逼近为史家充分考究史实、细密探研史事奠定了基础，也许恰恰能体现年谱体制详细而又简要的辩证魅力。故《年谱》10月著录末条后，宜增补一句话：“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去香山植物园探视溥仪。”
《年谱》1961年9月18日条云：“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溥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误。笔者在2006年5月曾花了100元的资料费，在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上查找，此文1961年9月1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第五版。记得，2014年在长春出席溥仪研究会时，我曾当面向王庆祥先生说过此事。
《年谱》1962年6月条云：“由群众出版社协助修改的《我的前半生》一书，第二次印发定稿，进一步征求意见。”宜在此条后增补如下话：“这个本子于1962年3月排出清样。溥仪在清样的天头、地脚、钉口、切口以及行间作了一百五十余处批校。未见这个本子的中编批校。”因为，这个本子的清样原件，仅存于收藏家方继孝手中，笔者出版《我的前半生（批校本）》之前，曾借出经眼。此外，《年谱》所云“定稿”，宜表达为“未定稿”。
较大的疏漏出在对1962年11月溥仪行迹的表述。只记载了末代皇帝参加声援古巴、反对美帝侵略的示威游行，未记载该年11月27日下午在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室召开的《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座谈会。这个会议的主席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出席者有翦伯赞、侯外庐、黎澍、刘大年、金灿然（李侃代）、邵循正、翁独健、何幹之、杨东莼、申伯纯、姚艮、于浩成、李文达、溥仪、吴群敢。读者可以看出，这是溥仪单位领导和众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群众出版社代表与末代皇帝的一次难得的聚会。在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讨论，为书稿的修改定调，致使这部名著逐渐走向杀青。它为《我的前半生》的成功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拙著《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详细记载了这个座谈会的内容。《年谱》至少要作如下表述：“11月27日溥仪参加了在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室召开的《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座谈会，申伯纯主持会议，溥仪和许多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会议上发言。”
所幸，《溥仪文存》记载了此事，然对参会人的著录有增添六位未参会者之不确。张治中、傅作义、梅汝璈、廖沫沙、吴晗、老舍并未到会。也许王庆祥先生没有见过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原件。
《年谱》1963年2月有一条表述：“2月7日群众出版社负责人李文达邀请溥仪以及溥杰、万嘉熙、王子衡聚餐。在《我的前半生》一书写作中，这几个人都曾协助溥仪，提供资料。”甚好！然美中不足。检王庆祥整理注释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从1963年1月16日至1963年6月12日，末代皇帝曾十九次来群众出版社参与审改《我的前半生》未定稿：
1月16日 星期三到[群众]出版社，途中遇贤出院，同归政协。
1月19日 星期六到[群众]出版社……
2月2日 星期六和[溥]杰到李文达处……（“到李文达处”或许指来群众出版社，故云“十九次”——引者注）
2月5日 星期二和[溥]杰到[群众]出版社。
2月7日 星期四同[溥]杰、万[嘉熙]、王[子衡]到[群众]出版社，李[文达]约餐……
2月12日 星期二到[群众]出版社。
2月19日 星期二和[溥]杰到[群众]出版社。
2月22日 星期五和[溥]杰、万[嘉熙]、王子衡到[群众]出版社。
2月23日 星期六到[群众]出版社……
2月25日 星期一到[群众]出版社……
2月26日 星期二到[群众]出版社……
3月9日 星期六 到[群众]出版社……
3月14日 星期四 到[群众]出版社……
3月16日 星期六 到[群众]出版社……
3月19日 星期二到[群众]出版社……
4月23日 星期三到[群众]出版社……
5月15日 星期三上午，到群众出版社，到关厢医院看贤
……
6月11日 星期二到群众出版社。
6月12日 星期三到群众出版社。借书（二星期）：唐诗选上下册；《左传选》一本；《太平天国》一本；《资治通鉴》一本。
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的记载来看，溥仪参与审改《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时间集中在1963年二三月之间，这和李文达1962年11月30日“经申伯纯同志归纳出的座谈会综合意见和我的考虑”所云“……这样进行修改，大约需要两至三个月时间”大体吻合。故《年谱》宜在1963年6月10日条后增补一条：“6月12日溥仪到群众出版社借阅《唐诗选》《左传选》《太平天国》《资治通鉴》等书，并审改《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从1963年1月16日到1963年6月12日，溥仪曾来群众出版社十九次，其中以二三月来的次数为多，做这项工作。”以与2月7日条相呼应，使末代皇帝一生中的重头戏和重大成就——对《我的前半生》的写作，在史实上益显丰满突出。
随之而来的是，据群众出版社图书档案及相关史料记载，溥仪于1961年6月16日也曾来过群众出版社，找李文达商量如何对《我的前半生》“另起炉灶”之事，从早晨谈到中午十二点；1962年11月30日，申伯纯曾邀请溥仪去他那里，商量如何落实11月27日座谈会精神的问题，溥仪对申伯纯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这些史实如何安排，谨请《年谱》作者斟酌。
《年谱》1963年12月21日条，记录了溥仪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罗荣桓元帅和晚上应申伯纯之邀出席款待段祺瑞亲属的饭局两件事，但漏掉了一件对于群众出版社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载，这天下午溥仪来过群众出版社，送审后来在1964年1月号《中国建设》发表的《从皇帝到公民》一文（还可参看拙著《探寻丢失的历史——〈我的前半生〉出版史话》第135页）。《年谱》在1963年8月27日条记载了该刊副总编辑和编辑人员对溥仪的采访，此文便是采访后的产物。《从皇帝到公民》和《我的前半生》在内容上有联系，但在发表方面不是一回事。溥仪完全可以找全国政协去审（后来的发展也是这样），但他并未这样做，而是先想到群众出版社，说明了末代皇帝对公安部的这家直属单位深厚的感情和执著的信赖！这种感情和信赖在1964年产生了令人感动的结晶──群众出版社至今依然收藏的一幅珍贵的题词：
为祖国社会主义和人类最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书赠群众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仲春溥仪
检王庆祥整理注释的《溥仪文存》，收录了“一九六四年仲春溥仪”写给《我的前半生》作者李文达的一首七言诗：“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然未收上述溥仪题词，《年谱》1964年3月的著录也未收这幅题词，从而埋没了群众出版社对《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随之也遮蔽了一条深刻而醒目的政治表态。诚然，《年谱》作者未见过这幅题词，情有可原。
《溥仪年谱》是一种关于谱主的编年体人物传记，编著者炯目慧心，综合和参考多方面的史料，记述谱主一生，所记比较全面、详细，填补了溥仪研究的一个空白。清人全祖望说：“年谱之学，别为一家。要以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借年谱以正之。”足见其学术价值之高卓。然初版之书或有未及后出转精者，缘此遂有补遗之技撮述大端。殷切期冀编著者在此领域继续梳爬耕耘，使之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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