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不止于买卖

    伦敦，世界金融文化中心，全球出版业的圣地。这是一座让所有出版人心驰神往之城。2017年的春天，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伦敦书展合作，在伦敦举办的“外向型编辑和版权经理”培训班。

    短短20天的学习，我收获了知识，增长了见识，开拓了视野，增强了对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未来发展的认识，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进一步提高了对版权工作的认识，即版权是买卖，但绝不止于买卖。

    作为一名版权经理，每天都围绕着合同打转转，深陷于合同谈判、起草、翻译、签订和版税报告、支付版税及寄送样书等没完没了的漩涡中，无形中让人感到，版权工作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合同进行的买卖。这样的感觉到年终总结时，便转化为了内心的失落。编辑们的成果是出版了多少种名家名作，发表多少篇论文和书评，那自豪感和满足感让人羡慕，而我们版权人，能总结的是写了多少封邮件，起草了多少份合同。两相比较起来，让人感到了巨大的落差，心中难免偶尔会闪过转行当编辑的念头。

    培训班的学习给我很深的感触：一方面所学课程让我在理论上认识到版权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版权工作远远超出了买卖，比买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另一方面接触的英国专业出版人对出版的热爱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这种热爱也源自于自身对版权工作意义的理解和对自身价值的认同。

    比如说国际版权顾问琳内特·欧文女士，套用时下的流行语，她简直是女神般的存在，她就是版权女神。欧文女士是最早一批与中国出版打交道的版权贸易专业人士，每年BIBF书展都能看到她拖着装满样书、合同的黑色旅行箱奔波在各个展位。近80岁的她，依然战斗在版权工作一线。另一位教师David可以说是嗜书如命，他每周至少阅读4本书，坚持不读电子书，家有藏书3000余册，而且还是独立书店运营人。他在授课时说，虽然实体书店面临着各种生存压力，但凭着对书的热爱，我会依然坚守着。这些出版人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英国出版商协会CEO斯蒂芬·罗汀格（StephenLotinga）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版权贸易是出版物在全球传播的必需环节，它让人们可以获取教育资源、研究资源和故事，同时也促进了出版物不同形式上、语言上和媒介上的传播和衍变。版权专家对出版行业极其重要，我很高兴国际出版卓越奖能够意识到他们角色的重要性。”哈珀·柯林斯的集体版权总监、专业版权人大奖评委露西·范德比尔特（LucyVander⁃bilt）在谈版权技巧时，让人感受到的还是关爱读者和热爱图书：“版权人站在国际出版领域的中心，不管身处何地都不知疲倦地接触读者并与之建立维持良好关系。版权交易要求世界级沟通技巧和大量的策略，以及战略思维、对细节零差错的观察和对图书的真挚热爱。”在他们的话语中，版权工作没有“买卖”两个字，有的是资源与传播，及其背后受益的读者大众，这便把人带进了庄严和神圣的感觉中——职责的庄严和使命的神圣。这种远离“铜臭”的感觉，让我享受到了职业的尊严。

    版权工作的核心是“合同”，但又不仅仅是合同谈判、履行，而是合同双方意愿的沟通、感情的交流，版权工作的意义是促进文化交流的桥梁。作为版权经理要实践版权工作的核心和意义，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表层来说，这是文化差异造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喜好和习惯。在商标设计上，西方看中功能性，东方则偏向外观的审美。在讲故事时，西方偏向于未来，东方偏向于历史。从深层上说，文化本身又具有矛盾性、复杂性。因为文化首先具有民族性，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同时文化又具有世界性。当我们进行文化交流时，本国独特的内容不一定是别国喜欢的，这很难判断。这样的案例在商务印书馆的版权输出工作中多次出现。我们向外方合作伙伴推荐的东西他们不感兴趣，比如我们推荐对外汉语学习类图书，外方却看中了商务出版汉语语言学学术著作；我们推荐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等精品学术图书，而外方看中的却是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的“农民三部曲”；我们以为主题出版他们不喜欢，而他们恰恰又要购买国家治理丛书的英文版权等等。通过这些案例，让我们知道，只有通过不断的交流、沟通，才能互相了解彼此的文化习惯、文化喜好和需求。

    出版经济是影响力经济，版权贸易要实现的是经济利润，但通过交流知道，外方除了版税，除了利润，更看重的是图书的传播和影响力。

    为期20天的培训收获多多，不仅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更让我们感受到版权工作的快乐，享受了生命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所有版权人共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