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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工作的日常淹没在各种琐碎的事情，漫天的电子邮件和无尽的paperwork中，恨不得自己化身为一个电脑，自动生成一个系统，到时间提示自己该做哪些事情，这样就不会遗漏。和任何一项工作一样，版权工作有一套繁琐的流程，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会变得熟练和程序化。如果对版权工作加以合理分工，会使版权部门的工作变得高效有趣，也能体现每一本书不同的价值，做一些因“书”而异的订制。
引进版权的工作有哪些事？简单而言，就是八个步骤：其一，寻找作品的著作权拥有者，并且谈判版权。其二，出版社申报选题并且同意出版。其三，与外方出版社签订合约。其四，支付版税预付金。其五，向相关部门申请合同登记号。其六，制定译者合约，确定双方权责利。出书前与海外出版社确认封面和版权页，出版以后寄送样书；最后，每年度提交版税报告并支付版税差额。每一个步骤都不简单，工作量并不小。
那么，输出版权工作有哪些事？简单来说，也有八个步骤：其一，了解国外出版社的需求，推荐合适的本社图书，制作书目和推荐信息。其二，寻找海外出版合作方谈判版权。其三，确定译者并签订译者合约，确定双方权责利。其四，与外方签订版权输出合约。其五，跟进对方版税支付情况。其六，海外版出书前审读对方版权页。其七，跟进外版出书情况、样书及版税报告。其八，申请翻译资助用于资助翻译。
因此，版权工作的分工可以从地域划分，即合作方为欧美国家还是亚洲其他国家。按照地域划分，是目前出版社较多的分工方式；还有一部分出版社是把版权工作分为一人分管引进，一人分管输出。当然还有许多需要共同参与的工作，包括参加国际书展、筹备图书发布会活动等，不论怎样分工，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既能体现团队的效率，又可以发挥个人的能力为最佳。
在国际版权贸易中，考察部门的工作成绩，引进和输出版权的数量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工作虽然可以用数字来考核，但引进和输出的背后，有太多无法用数字去考核与衡量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复旦社在版权工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至八月，输出的图书数量为25本，实现了引进大于输出的逆转。同时，今年复旦社也积极申报了“中华文化走出去”项目，八月，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公布了推荐选题目录，复旦社共有十本图书入选。这样的成绩，在全国的出版社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当然入选为推荐书目是重要的一步，之后还有更多的落地工作。
评价版权工作，除了要考虑一本书能否畅销和获得读者的认可以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影响力。有些书在图书版权贸易中虽然没有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无形中加强两地的文化交流和友谊，对于学术交流而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我而言，这份工作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接触到多位不同的学者和不同行业领域的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能够让自己的知识面极大地丰富起来。比如，也许是面对知名学者，也可能面对激情洋溢的大学生，也可能有成功的企业家、社会名人等等。每一本书的引进，都有机会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通过把他们的书带入中国市场，也搭建了一座文化与思想交流和传播的桥梁。
今年的上海书展，复旦大学出版社多场大型活动都是邀请海外作者来推荐他们自己的图书，其中有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的《榕树下的沉思：杨荣文言论集》，和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全景世界史》。以《榕树下的沉思》为例，从2015年签约一直到2018年出书，当中经历了重大选题申报、出版社三审三校、送审外交部、专家审读等漫长的编辑流程。2018年8月15日，该书中国版的发布会在上海书展成功举办，活动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许多海内外的嘉宾，包括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及夫人梁利平、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新加坡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罗德伟及副总领事刘伶俐、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魏苇先生、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国驹等。等候作者签名的读者排起了长队，活动当天准备的图书全部售完。
杨荣文在《榕树下的沉思》中写道：“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定位。与中国相比，新加坡就像一棵盆栽；虽然小，但是也可以非常有趣富有价值。盆栽在榕树下，既感激其提供的巨大庇荫所，又希望其不遮挡自身的生长壮大。”杨荣文在此书中描绘了新加坡独特的发展定位。借用杨先生的比喻，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复旦社愿意做一个文化的传递者，思想的传播者，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才能更好发挥优势，做出特色。希望复旦出版社的发展能够和学校的发展同步，在学术和文化的生产过程中担当起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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