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行录”追忆蔡元培先生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又是北京大学建立一百二十周年，关于这位母校的老校长自应略谈几句，以志景仰。

    他当校长约有十年，具体在校视事的时间只有一半，而已建立了丰功伟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办校方针——“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按此书原先为北京大学新潮社1920年版），其内在的理路是确认各种优秀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近代文化，只要是好东西就应当拿来，吸收消化，为我所用，至于其不可消化者则扬弃之。多元并存，适足以成大学之大。

    蔡先生说：“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本视印度为复杂，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使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文明之消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231～232页）后来有人将蔡先生的文化思想归纳为“择善主义”，择其善者而从之，而吸收消化之——这样自然就会具有广大的包容性，有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蔡先生进士出身，在清朝官至翰林院编修，后弃官而投身革命，为辛亥元老，又一直做教育工作，当过教师、校长、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德高望重，万众仰望。他虽然曾在国外从事学术研究多年，通好几门外语，译著丰富，而其气象，则纯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为人也，温良恭俭让，真是一团和气；其思想，则综合古今中西，而以中国传统为本。

    蔡先生讲公民道德，以自由、平等、友爱为纲，同时指出：

    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

    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

    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传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0页）

    “仁”“义”“恕”都是儒家最基本的信条，孔子、孟子多有阐述，蔡先生指出这些与后来西方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完全相通。

    蔡先生又阐释中国传统的“三纲”道：

    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而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以统一事权，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传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4页）

    这样来讲三纲以及五伦，已经没有什么专制气息了。“接着讲”而非完全“照着讲”，也正是继承传统文化的一种很好的策略。

    传统文化，有些可以直接继承，有些可以抽象继承，有些则须借题发挥地来继承。蔡先生在这几个方面都导夫先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蔡元培先生中外文化全局在胸，而以儒家思想为其根本。他的高足傅斯年回忆过蔡先生1924年在德国柏林时的一个小故事道——

    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我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追忆蔡元培》，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4页）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蔡先生随口引用的那几句话出于《论语·述而》：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孔子话里的那几个“与”字是赞成的意思。他说一个人把自己弄得很干净的来看我，我赞成他的干净，不必死记住他过去的不干净。应当赞成别人的进步，只是不赞成他的退步。对人何必太过分呢？

    孔夫子气象阔大，与人为善，不愿意拒人于千里之外。蔡先生也大有孔夫子的风度，不肯拒绝曾经有些毛病的学生，希望而且相信他已经有所进步。这样来读《论语》真所谓取其精华，而且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蔡先生得到了儒家真传，气象不凡；这与将经典当作教条死记硬背，只是用来应付炮制八股文的需要或作为高雅的装饰品，颇有天壤之别。

    读《论语》是要像蔡先生这样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