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的“会通之义”

    中国文学史在我国是近现代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尽管对文学史的研究古已有之。一百多年以来，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已经难以尽览，但什么样的文学史研究是臻于上乘之境的研究，人们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上，可能也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标准，就文学史的书写或研究而言，人们可以说哪种情况不好，却难以说哪种情况最好。郑樵《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生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孔子的伟大建树确实是不可企及的，郑氏所说的“会通之义”乃是孔子平生治学的关键，而这也是郑氏撰写《通志》的宗旨。近读刘运好教授的新著《魏晋经学与诗学》（中华书局2018年2月版，以下简称为“刘著”），一种久违了的学术感动蓦然重现心头，不禁想到郑樵所说的“会通之义”。

    刘著的“会通之义”主要体现在经学与文学的会通。会通的前提是破除，正所谓不破不立，而破的对象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对魏晋经学的错误认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就是此方面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他将我国经学的历史划分为十个时代：（一）经学开辟时代；（二）经学流传时代；（三）经学昌明时代；（四）经学极盛时代；（五）经学中衰时代；（六）经学分立时代；（七）经学统一时代；（八）经学变古时代；（九）经学积衰时代；（十）经学复盛时代。皮氏认为，“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所以把魏晋南北朝界定为“经学中衰时代”。他首先指出：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榖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

    也就是说，在著名的《十三经注疏》中，有六种出自魏晋学者的手笔，这一事实本来是长期以来人们以自觉的文化态度进行学术选择的结果，其本身即代表了魏晋经学的辉煌，“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而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主要原因在于“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可见皮氏完全是以汉人经学的“著述体例”来审视和要求魏晋经学的，所以他对魏晋经学的创新成果根本就视而不见。刘著的上编《魏晋经学论》通过对魏晋经学的深入研究，彻底颠覆了皮氏的观点，开篇“魏晋经学并未‘中衰’”一节，直指皮氏之说，随后以恢弘的气势、宏大的篇幅和缜密的论证彻底终结了皮氏的“魏晋经学中衰说”，并对魏晋经学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对魏晋经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实际上，“魏晋经学中衰说”是混淆经学理论和经学研究与经学的社会实践的区别。任何理论与其相关的社会实践都不是完全对等的，譬如，尼采的超人学说不同于纳粹的暴行，基督教教义也不同于太平天国运动，此类例证比比皆是；事实上，魏晋经学的中衰主要表现在儒家思想的社会实践领域，在理论层面，魏晋经学恰恰是继汉开唐、泽被后世的一个高峰时期。由此刘著为下编“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论”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经学的辉煌成就与玄学、佛学是密不可分的，多元文化的交融以及异域文化的输入为魏晋经学的发展创造了契机。因此，刘著对魏晋经学、诗学以及此二者关系之研究，是依托在中古时期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之上的。譬如，中编的“建安：儒家诗学的回音”“正始：玄学诗学的勃兴”“西晋：儒玄并存的格局”“东晋：玄释圆融的蕲向”，以及下编第二、第三、第四章的讨论，都体现这种研究特点。作者说：“魏晋文化多元，儒家诗学、玄学诗学以及佛教诗学，互相缠绕。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可能顾此失彼，盘桓于皮相之见。历史与逻辑、共时与历时的学理联系，一体与两翼、一元与多元的生生互证，主体与群体、学术与政治的错综交织，构成了那个时代立体的斑斓的学术画卷。”（《后记》）因此，本书能够将魏晋诗学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文化场域中去，而以现代性的学术眼光观照之，用现代性的理论阐发之，既鞭辟入里，又常常发人所未发，如关于支遁“理中之谈”及其诗学意义的讨论，关于杜预《左传》学的诗学意义以及《华阳国志》诗学意义的阐发，皆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这些创获虽然来自作者的博观约取、辛勤劳作，也是由正确的学术选择和所尊奉的理论原则决定的，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沉潜史料的功夫，是学术创新的基础。“理论视野的开阔，是学术创新的保证。”“逻辑思辨的抽象，是学术创新的境界。”（《后记》）因此，作者不仅能够填补学术空白，而且善于推陈出新，创造性的学术之光照亮了整部气势恢宏的著作。

    尤其难能可贵是，作者能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自我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打通，这也是另外一种“会通之义”。刘著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将“精神的泉水”“思想的摇篮”与“生命的亮色”（《后记》）融为一体，用富有诗意的畅达的优美的文笔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一个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需求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什么是教育》）刘著表现出的学术激情，正来自作者的“内需”，所以作者说：“深入研究魏晋经学和诗学，不仅提升了我的学术层次，也提升了我的学术境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魏晋时期的学者最让我肃然起敬。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岁月，竟然有那么多的文人能够潜心学术，并且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怎样的一种学术自觉，怎样的一种学术责任啊。这些学者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学术脊梁，真正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使者。不仅昭示于后代，而且激励着今人。”（《后记》）确实如此，一个国运不昌、多灾多难的时代，往往能够孕育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譬如，在楚国走向衰微之际，伟大的楚辞诞生了，而处于衰弱期的德国，在哲学上却能够演奏欧洲的第一小提琴。因此，本着个人的“学术自觉”，履行个人的“学术责任”（《后记》），作者已经回归到魏晋了。而在我看来，刘运好先生本来就是魏晋人——真性情与真学问在他身上珠联璧合，或许这也是文学史家的一种“会通之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