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提高引进版科技著作出版物质量的探索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享受着互联网等先进科技带来的便利。从报纸、新闻、书刊中找寻只言片语来追踪、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艰辛已经成为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最珍视的回忆。今天的我们获取信息的代价越来越低，面对山呼海啸般扑面而来的信息，我们反而变得无所适从。面对没有价值，甚至错误的信息，我们变得纠结、焦虑。信息的超载和知识的碎片化两条本该平行的直线，模糊的交织在一起。

    Malhotra认为“如果把知识看成是信息的集合，那么无异于剥夺了其最核心的部分，知识存在于人而不是信息集合中。知识是人对一系列相关信息所产生的反应。”邱均平教授认为：“通常我们说信息是知识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原材料，其实更确切地讲应是信息内容，它才是直接与知识之间转换的主体。知识的形成是从信息载体、信息符号和编码经信息内容得到的知识。”信息服务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信息组织、检索与传递。其本质决定了很难提供直接有效的知识，无法有效切入知识应用和创新的过程。因此，对于出版行业来说需要通过对知识信息系统的升级，乃至创新，形成知识服务和融合出版的核心能力。

    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在科技出版领域，重提引进版科技著作出版绝非可有可无的老调重弹。新时代出版产业的变革对编辑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引进版科技著作出版更是对编辑全方位的考验，做好世界优秀科技著作的辨识和引进工作，服务于我国科技发展。笔者以科学出版社的工作为例，探讨新时代的引进版科技著作图书的出版。

    1选题策划——6亿分之100欧洲核能组织的研究表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6亿个对撞，只有100个对撞是研究者感兴趣的。信息爆炸和知识贫乏共现成为当下出版行业必须面对的问题，科技出版领域也难以幸免。在过去的百年间（至2015），世界重要的科技成果有92.5%都是以英语论文的形式发表的，与之对应的重要科技著作也多以英文形式出版。引进国外优秀的科技著作对于提升我国学术出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那么，面对如此之多的英文著作，源头便是发现6亿之中的那100个。

    （1）完善的选题论证体系

    引进版科技著作不同于本版，因此选题论证体系也应该专门制定。以科学出版社为例，在以内容质量为核心，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在学术内容把关方面制定了精准的4级选题论证体系，从高到低分别是国际著名学者（诺贝尔奖得主）的学术著作、专业领域经典著作（5版及以上）、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领域相关的近1年内出版的学术著作（需专家评审）、一般有出版费资助的学术著作。通过对学术内容的把关可以从出版社层面严格把关，使之基本符合出版要求。

    （2）专家型编辑

    选题论证体系是从制度上建立的最低限度的保障措施。依靠既熟悉国内相关领域科技前沿动态，了解科研活动重大需求，又具有知识服务理念，掌握数字化出版工具、互联网技术手段，同时拥有深厚中英文编辑功底的专家型编辑才是关键。

    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平台，专家型编辑可以快速定位最新的研究成果著作，初步建立候选著作数据库。通过对国内重大科研需求信息的挖掘分析，评估候选著作，可以选择最适合我国现阶段需要的著作，完成数据库的信息抽取。

    （3）领域专家

    专家型编辑的成长过程漫长，功底深厚，可以借助作译者资源库，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专家背后的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科研实力等量化指标进行知名专家筛选，利用网络、微信等便捷方式求助这些领域专家，对抽取的信息进行评审，从外文著作的时效性、价值性、适用性进行全面评估。邀请最适合的专家担任导读或翻译工作。

    例如，为促进发展我国半导体技术发展，“核高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取得了众多成果，但是仍有一些亟待突破的问题：在芯片设计制造领域，笔者了解到，我国的芯片设计与封装技术水平已经取得重要成就，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在制造方面还有相对短板。这就要求在引进时重点关注，选择符合目前国内科研需要的著作。这类著作相关的技术大多时效性强，更新迭代速度快，对于偏理论性著作策划邀请中科院微电子所专家翻译，以期做到知识获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于偏技术性的著作策划邀请中科院微电子所专家做中文摘要式的导读+影印，以期尽快出版，以期做到知识获取的时效性。

    2编辑工作

    传统的信息检索和获取方式已不能满足科研用户的需求，他们的科研需求正在由单一的信息索取向线性化、层次化、连接化的数据分析，乃至向结构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知识探索利用转变[3]。这就要求科技出版机构实现从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中发现知识，建立关联，形成知识服务，实现融合出版。编辑出版的过程便是核心的环节。

    （1）政治可靠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工程、重大战略。每一位编辑更是应该坚持党的出版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出版法规，把好图书出版的意识形态关。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正确的出版方向，坚持学术无禁区、出版有纪律的原则。

    引进版著作的政治问题并不鲜见，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例如，在微电子领域的引进图书中，常常会介绍先进的工艺和技术，这其中必然少不了我国台湾地区；地质、遥感信息类引进图书中，难免涉及地图。这时就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相关描述的翻译和介绍。

    （2）翻译精准

    理论上讲，翻译是译者的工作，只要邀请到领域内权威的专家就行了。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笔者，专家往往关注更多的是内容和行业习惯，对于出版的规范不甚了解。这就要求编辑从出版的角度，为译者做好提醒和服务工作，多沟通、多探讨，力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打造出科技译著精品。例如，笔者曾就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术语“safety”和“security”的翻译与我国计算机界泰斗，已故南京大学徐家福先生探讨。徐先生说：不要小看这两个词，很多研究人员几十年都分不清，科学出版社的编辑能有这样的科学精神很好。以小见大，可见精准、严谨、科学的翻译带来的不仅仅是译著质量的提升，更是与科学的精神一脉相承。

    （3）加工精细和融合出版

    钱锺书先生对翻译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用“诱”“讹”“化”三字对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作了科学论述。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一样，而且译者的理解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译者按照原文的义旨和风格进行翻译。遗憾的是，对于文学工作者这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对于科技工作者确实为难了。这与他们的学科背景以及接受的严谨的理工科科学研究的精神似乎是矛盾的。加之不同于我国的出版机制，外国作者出书没有太多限制，往往天马行空，彰显个性。尤其是，科技著作有时更是有“神”无“形”，有些影响力大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内容结构在我们看来有时都不甚合理，这种情况简直可以称为灾难。这些工作自然就落到了编辑的身上。在出版过程中，笔者常常需要借助信息工具进行辅助；利用术语知识服务平台“术语在线”进行厘定，并建立相关常见的术语数据库；建立索引；标定知识元；制作结构化、关联化、碎片化阅读标签等工作。同时，利用科学出版社数字平台生产工具同步制作符合融合出版要求的数字产品。

    3全渠道营销

    通过出版社生产平台，挖掘分析同类书历史定价和销量，借助大数据技术收集相关出版社的同类书籍营销信息，分析比对后科学制定定价和印数。

    借助出版社线上、线下渠道进行营销宣传工作，挖掘分析同类书籍的发货信息和情况，有针对性的重点发货。对于个人用户，通过发动作者推介、口碑、微信、行业会议等进行宣传。

    借助科学文库等数字出版平台，提供多终端格式发布，实现个性化阅读、碎片化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