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重回读与听并存的时代，很好！

    编者按：近两年来，知识付费渐成风潮。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出版形态和商业模式，知识付费受到出版界和读书人的广泛关注。而在知识付费的风口迎风起舞的，除了得到、知乎、喜马拉雅等众多运营商外，还有各路知识大咖，其中很多人都是原来图书市场上有号召力的作者。他们如何看待知识付费的前景？他们从纸媒“转向”新媒体感受如何？作为这样的作者中的一位，著名学者郑也夫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中华读书报：长期读您的书籍和纸媒上的文章。突然发现您的音频节目“社会学专题50讲”出现在得到“得到·大师课”上。请问您是因何、以及怎样开始这一转向的？

    郑也夫：首先是个人身体原因，眼睛不行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写作《文明是副产品》。该书中参考书目200个。过手、过目的著作、文章，不下800个。该书最后一两章是手写的，眼睛不能看屏幕了。以后再也不能疯狂地读书了。当然我介入新媒体也是因为我患眼疾之际正是视频音频方兴未艾之时。有两三家新媒体邀我做音频节目，做书评或学术普及。一不小心加上阴差阳错，搞成了三角恋爱。因为与两方谈得都很深入，对方精力投入很大，我很难辞退一方，极度纠结。最后突发奇想并坚持到底：三头六面扔一枚硬币，决定我与谁合作。这不是杜撰，在车道沟地铁站，他们看着我扔硬币，我太太手机拍了视频。不想扔出硬币后，与入选方的合同上出现了分歧，最后扔硬币落选的“得到”很大度地接了盘，开始了我们的合作。

    中华读书报：你是纸媒的老手，又涉足了新媒体，有资格对大家谈谈新媒体崛起的原因和其前景展望。

    郑也夫：我觉得新媒体弥补了纸媒摄取信息渠道的狭窄，势不可挡，前景无量。纸媒一家独大之前，人类在信息获取上一直是听与读并存，甚至听书的势力范围更大。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都是在说书场上发育出来的。即使在罗贯中、施耐庵整理成书后，读者也未必多过听书人。但是再往后，读书慢慢占了上风，听书渐渐萎缩了。今天网络帮助人类恢复了听的功能，又是读与听并存的时代了，好得很。我是嗜书成命的人。但我长期以来一直对读书人说：“不可以歧视不读书的人，不读书也能学习，也能成材，不读书的人能力未必低于读书人。”古今中外从来都不乏不怎么读书而成大才的。他们必定是极其善于靠听觉获取信息的。信息时代的真谛，不在书的泛滥，而是信息渠道多元化，不拘一格。至于新媒体眼下的缺点，有望在竞争和淘汰中走向完善。

    中华读书报：您既然已经说到新媒体的缺陷、毛病，不妨直率地谈谈您看到的当下音频节目的不足。你与“得到”的合作顺利吗？

    郑也夫：我是个偏执的人。偏执的缺点不谈了。其贡献是可以将一番道理说到极致，将一种风格发挥到极致。两个平台拉我做音频。我说：没接触过，发来一些音频节目听听。说实话，我听后对多数授课的风格不大喜欢。您听着可能都奇怪，我不喜欢的原因是他们说得太干净了，太流畅了，一点磕巴都没有。这一感觉强化了我的理念：我如果真的做音频，绝对要坚持“说”而不是“念”。努力呈现说话的自然、机智、味道、个性，绝不凭借朗读来消除我说话中的天然的弱点。每个人的特点就是他的长处加上弱点。媒体上的每个演说者都保持自己的特点，即优缺点，才有多样化的话语生态。注意力都放在掩盖弱点上，将使大家的风格趋同。那将导致话语的世界单调乏味。

    性格上我不是一个好合作的人。半生笔耕中从来都是一意孤行。这回还没入局就决定走“说话”而非“朗读”的道路。而当下的音频制作人在追求质量时，很容易走向标准化的“音质观”：流畅、少口语、无磕绊。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认定听众喜欢这种风格。照说我们很难合作。算我幸运，合作者是一位一向看重我的人。最终我得到宽容。我给合作者的只是五十讲的题目，给自己备一份提纲，当然要精心准备，然后在家里录音，由音频编辑适当加工。

    我相信社会上的音频节目会越做越好。地道的口语风格会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最终，口语与念诵谁占上风，殊难预料。因为时下年轻人和老者在审美上距离不小。它们是听众的主体，也是制片人的主体。老派的风格不死就好，“得到”不是已经宽容我了嘛。

    中华读书报：销售问题是个敏感话题。涉足收费节目的制作前没有疑虑吗？能谈谈音频收费的细节吗？

    郑也夫：我从来不申请课题费，多年来却一直卖文。纸媒最火的时代，我世界杯期间的稿费标准是一个字一块六毛六。学者们在校外演讲一般是一场2000元，平均每个听众15到20元，只是通常听众不花钱。我的一个老友是学院派气功大师。他说花点钱听课好，自己花了钱才更有可能练下去。我的音频播出后，一个感觉是，跟帖的质量出乎预料地高。花了钱认真啊。

    出卖知识没什么不好。接下去的问题是“得到”等平台卖得贵不贵。大师课30或50讲，每讲14到20分钟。售价99元。除购买者本人可永远收听，还可传递给30人免费收听。若共5人听，则实际上人均20元；若30人听，则人均3.3元。我的评价，购买后一个人听稍贵了点，多人听则极其便宜了。

    面对这桩新事物，我一直对操盘人说：成功的小指标是你赚了钱，大指标是你影响了社会，捎带着也赚了钱。一个节目最多卖出10万份，算不上影响力。动辄卖出百万份，就真的是取代了当年纸媒中的王者了。即使卖出百万份和十万份赚钱相等，则有抱负者追求的是百万的销量。而其支点必然是低价格。至于具体战术和价格，我不当家，多说无益。

    我的书卖得最好的是《文明是副产品》，7.5万册。其实销售潜力最好的应该是《论文与治学》。我的音频课最终能卖多少还不好说。但听者应该比读者多，因为音频分享比图书分享方便。一般而言，音频销售也一定超过图书销售，因为手机和互联网的伟大的传播力。

    中华读书报：您的课程的名称与内容似乎有点不合。这内容是不是叫“文明的思考”更恰当。

    郑也夫：首先是因为我是个不好归类的家伙。当然题目也有点小问题。我最初冠名“杂交的文明”，至今喜欢，题目下边我写的广告词是：来路各异的珠宝被不可思议地串联。但“得到”方面认为购买者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能理解，多数人要买个明白嘛。他们还认为这50讲的题目太散，与散漫对应叫“专题50讲”好一些。剩下的就是“专题50讲”前面加个学科。我最初给的是“文化人类学”。大家没有商定。这当口我出国旅游，黑白颠倒，联络不畅。他们想这家伙毕竟是干社会学的。我猜想或许因为“得到”节目中还缺社会学，我的节目正好补空。于是他们冠名“郑也夫社会学专题50讲”，就播出了。虽不尽如我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误导不了购买者，因为购买前可以看到全部50讲的小题目，还因为开场白免费收听，其中一再提醒：不要误会，仔细阅读这50个小题目，判断这个非典型的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