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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05月16日 星期三

    精致的写家

    凸凹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5月16日   03 版)

        吴组缃是个追求“精致”写作的人,描绘讲究精准、抒情讲究精确、用词讲究精当,一招一式都要妥帖,绝不马虎。如果做不到“吟安”,就不写,所以就写得少,以至于让人感到他有些懒,浪费才华。譬如,曹禺就在1948年9月28日给吴组缃的信中说:

        我感谢你,你真鼓励我。我一个人很苦恼,写不出东西来。不像你,你有的是好材料,好文章。你是懒,我是贫。你略略放出一两手,便够我们多少天的咀嚼。我挣命似地想写东西,却没有一丝消息。我羡慕你,真羡慕你!

        然而吴组缃不怕别人说自己懒,固守精致,不乱自心。他认为,写作一如做人,生活苦些不要紧,苦不死人,关键是不要丧失名节;文章少些不要紧,少不丢人,关键是不要丧失品质。

        由于追求精致,不敷衍,所以曹禺说他小说写作“有些地方显得拘谨”,得放笔处不放笔,成型的作品就拿出来的少。但是,这种“精致”意识,使他字字不苟,即便是日记文字,也不随意、放任,都要呈现真趣、特见和卓识。譬如他的《日记摘抄1942年6月——1946年5月》,虽是日常的记述,却有大作的品相,让人驻足品味处多多,让人击节感叹处多多,疑似在读经典,收益甚巨。

        这部日记摘抄,登在2008年第一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因搜寻单行本而不得,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期刊物,每到读写无趣时,就翻出来品味一番,以获启迪。

        吴组缃的日记,在两个维度上用笔最勤,一是衡文,二是论人生之理。

        对文章之道的品鉴和议论,他都是从具体的人和文本出发,直击鹄的,虽只言片语,却殊胜于空泛的长篇大论——

        他读过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大白莱德克》《海滨悲剧》等篇什之后,认为大师的优势在于巨制,一到短篇就露出败象,因为其短篇“皆重情节故事,写人物甚淡薄,唯铺叙活泼生动而已”。(1942年8月28日)

        托尔斯泰的《复活》阅毕,他记述道:“托翁的作品,其最大的特点,是其写人物似乎无明显之善恶之区分。人本无是非善恶之别,其区别皆是从极窄狭偏执之观点得之。托翁气魄雄大,观察深刻,故有此表现也。”(1942年12月4日)

        他在1945年1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读臧克家兄所送《十年诗选》。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极佳,为此是怀念过去,感伤的意味太浓。亦有许多首索然寡味。语言过于洗练,念不上口,此等处太旧诗化了。臧诗仍是中国诗传统多,接受西洋诗之处太少。”短短几句,却是一篇完备的《臧克家诗论》,把臧诗的特征和成因,毫不藏掖地论述精当了。其纸短而意深,令人拍案叫绝。

        在1945年5月2日的日记中,他在记录了与胡风、张天翼闲谈时,张天翼当面对胡风的批评态度表示不满的实况之后,议论道:“(可取的)批评态度,谓心胸当宽,眼光当大,对友当容,对敌人当猛击。若无原则,任凭意气,则必处处树敌,四面楚歌。胡风则谓见友方缺点,往往比见敌方劣迹更为使人恼恨,此则不可宽容。胡风不善处人,故以群(叶以群)等均对之厌恶,不与合作。天翼故讽之也。”这貌似记闲,其实是正论,坦陈胡风的偏执和褊狭,代表着大部分自由派作家的普遍看法。不禁让人联想到,胡风的论敌“构陷”他,可以悲悯,但友人们对他也多有怨怼,就可叹了,这说明,胡风本人是有问题的。

        具体到小说,吴组缃在1945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简单之题材,单纯之主题,可以第一身写;深刻之内容,繁复之场面非以第三人称不办。又说倒叙、插叙、直叙之不同,以为倒叙、插叙皆小巧之手法,纤弱之题材,轻灵之风格可用之,若夫宏深博大之内容还是堂堂正正平铺直叙为宜。又说用技巧当不着痕迹,不以文掩其质。”读了他的这段话,我便明白了,为什么他常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检讨,说自己“我受传统文学修养之毒甚深,于文字技术力求整饬,下笔写作,便有一‘做文章’之意念存乎胸中。”盖因为他对写作不缺乏科学的现代意识,只不过他对文字的刻意“讲究”已形成习惯,即雕琢成性,成了下意识的动作。可以看出,他对“精致的写家”的美誉是不太认可的。

        他很自醒。

        至于他对人生的议论,更是处处精辟,且不求周正,剑锋毕露,偏往疼痛里戳——

        比如他在1944年2月下旬(无具体日期)的日记中对理想主义、实际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断然描述道:“理想主义者无视于实际,往往呈其幻想,脚不着地,及见得实际之一鳞半爪,乃大骇怪,而悲观,而绝望,而自暴自弃,而随俗浮沉,至此逐一变而为实际主义者。实际主义者何?即毫无理想,唯承现实,以现实为合理,为不可改移,而唯思于此黑暗丑恶之现实中,取得利益,以满足个人欲望,世俗中人都是如此,社会之不能改进,民族之不能复兴,皆以此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以其执着现实认识现实故也;又与实际主义不同,以其怀有理想,而思期改革现实,以符合其理想故也。故理想主义多盲动,失之幼稚,而终无成就;实际主义者惟利是图,本不期有所成就,故亦无成就;现实主义者尚改革,得寸进尺,游刃有余,必有成功。”他的论断,语句虽佶屈聱牙,但理性勃郁,能说服人。

        在194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他说:“我深感家庭之组织为人之桎梏,种种苦难与罪恶均由此而生。人之贪污,卑劣,窄狭,自私,甚至残酷恶毒,细探根源,亦系由家庭组织而来。人之事业不能成就,才能不得发挥,亦往以此桎梏故。我甚至以为一切社会问题均当归于此一家之病根。人们以为家庭中有情感,有温暖安慰,因而不愿废弃之,实乃由于惰性之观念。真正社会主义之社会,将有更健全更伟大之感情产生,此是不待言者。”他之所说,是被种种人的生活所证明了的,话语虽冷酷,但底蕴是温煦的,有过来者、大智者的善意。几年前,一个文坛新锐曾对我说,我视写作为生命,若谁与阻挡妨碍,即便是父母、妻儿、亲朋、好友,也要与之决绝。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可怕,有不义样相,后来他果然异军突起,有大成就,现在看来,结合吴组缃的论述,他的态度,还是可以理解的,即便我从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他,但敬意还是有的。

        关于痛苦,他在1944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说到悲哀)淡淡的悲哀最可怕。重大之悲哀使人号哭,可以发泄出来,唯淡淡的悲哀撄于心,拂之不去,使之莫可如何。正如暴风雨不可怕,以其痛快故,唯毛毛雨下得满地泥泞,绵延不止,最为可怕。”这颇让人会心,有人生经验被验证的满足感。因为我多年前就写出过自己的体验:“父亲死,死的现场我哭不出,因为还有安葬他的责任;当坟茔堆起,始知亲人永诀,有了再也无法化解的永远的痛,便破嗓大哭,声如驴嚎。”

        读了他1944年7月11日的日记,我不禁放声大笑。他记述冯玉祥面对异己、面对谗言,欲怒又止,因看到身边斯文的乃师(吴组缃当时是冯的文化教员),不好发作,便故作潇洒地说,人一不如意就骂天,而天并不生气,仍把太阳照在他身上,把雨落在他田里。对此,吴组缃说道:“他自比于天,可知并无反省。”是他这轻轻的一声点化,让我忍俊不禁。因为吴的日记里多有对冯日常行径的记录,冯不过是一介丘八,肚量狭窄,心无点墨,但有自塑形象的意识,会装潢门面,装腔作势罢了。

        是精致写作的修养,让吴组缃的日记具有了巨大的信息容量、文学价值和语言魅力,也让我们知道,文体无长短,文章无大小,只要态度认真,也会长在短处、大在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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