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之父”的中国情愫

    国际社会的眼球常常喜欢聚焦在中国经济的崛起上，而对于中国生态意识的觉醒，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风起云涌,则往往选择性盲视。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公众和学界环境意识“极度欠缺”到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被写进宪法，成为基本国策，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唯GDP的马首是瞻（如浙江丽水市都开始从人民的幸福感、生态环境的水平等角度评价干部政绩），中国的中小学普遍开始问津“自然课”，民间环保意识普遍高涨，中国正迎来全方位的生态觉醒。这一转变的形成，固然离不开严峻的环境压力，中国朝野上下的巨大努力，但国外生态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这方面，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无论如何不该被遗忘的。他就是有“环境伦理之父”之称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从他的《哲学走向荒野》和《环境伦理学》2000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算起，这位走向荒野的哲学家的思想几乎影响了一代中国环保人士。他对荒野的赞美，对自然之美的深刻体悟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保事业。

    罗尔斯顿眼中的大自然，内在的就是一个神奇之地，它本身就具有自己的价值。整个生态系统中，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仅我们的福祉根植于自然，而且我们的心灵也是在与自然接触中变得充盈的。这种对荒野的挚爱，对大自然的一往情深，或许跟他的童年有关，跟他所处的环境有关。喜欢约翰·丹佛《乡村路带我回家》的人大概都记得歌声中的佛吉尼亚州的“蓝岭山脉和雪兰多河”，罗尔斯顿就是在雪兰多山谷出生的，可以说是餐蓝岭风、饮雪兰多水长大的。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他的“荒野”情怀。今日落基山中悠然吃草的麋鹿、野鹿，应该也得益于哲学家对保护荒野的呼告吧。

    我们当然可以对他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持保留态度，但他对伴随现代性的得势而横行西方数百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无疑是股清流。他对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也将永载史册。

    笔者有幸，2018年5月1日，在海棠花开时节，踏着缤纷的落英，在第12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科罗拉多分会上零距离地接触了这位“绿色巨人”。

    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我们曾问他是否自己种过地？他说由于喜欢吃爆米花，四岁的时候种过玉米，而且获得了丰收，玉米多得只好四处送人。饭后，他开车送我们回宾馆的时候，其车的后备箱中有两样东西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个跟随他数十年的近似古董的皮包，一把包着皮套的野营时用的斧子。80多岁高龄的他居然还常常外出野营。可见自然在他心中的分量。

    他可以说是个当之无愧的对自然胸怀伟大情怀的人。这种伟大的情怀，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说，“有助于稀释和冲淡人们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过分关注，有助于把人们从对物质利益的永无休止的算计和纠纷中解放出来”。

    对于这次他的演讲主题，坦率地说，跟万里而来的大多数中国学者一样，我们期待这位世界环境伦理学界的巨擎讲一下美国环境伦理学的最新进展，因为荒野、大自然是他的信仰所在。不料他给出的演讲题目却是“中国的环境美学：东西对话”。这虽在预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内心对中国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情愫。

    算上1998年第一次飞往中国参加中国首届生态哲学学术研讨会，20年来他先后访华6次。中国学子的好学、中国人的好客给他留下美好印象。我们这次的第12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能够请到他，固然有柯布博士和哈格罗夫的面子在，但更主要的还是归结于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怀。当笔者感谢85岁高龄的他不辞辛苦为我们联系会场，站着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时，他说他永远忘不了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现在到了他回报“好客的中国人”的时候了。其实，早在1998年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他就说过自己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在《环境伦理学·中文版前言》中他也说：“除非（且直到）中国确立了某种环境伦理，否则，世界上不会有地球伦理学，也不会有人类与地球家园的和谐相处，对此我深信不疑”。

    从他的演讲以及与他的私下交谈中，你更是不难发见他对蕴含在儒家、道家和佛教中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欣赏。在他看来，道家的“顺其自然”“阴阳”和“无为”的观念，儒家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都蕴含着极高明的生态智慧和审美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智慧确保了中华民族血脉的延绵。

    这其中，乡村和中国农民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中国的农民最懂美，他们不仅总是生活在风景中，而且总是在创造着风景。演讲中他用一张美到令人窒息的中国南方梯田稻田的图片，完美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令他遗憾的是，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过于紧密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漠视了乡村和大自然的美。以古希腊哲学巨擘苏格拉底为例，他的传记忽略了生物学。对大多数生命形式都没能进行考察。苏格拉底自己也明确说过：“乡村和树木不能教我任何东西，而城市中的人则能教我很多。”

    尽管高度赞赏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和环境美学，但这不意味着他将眼睛从当代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挪开，其中包括至少840种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只有2%的中国原始森林保存完好，许多森林都受到被砍伐的威胁，过度放牧导致的沙漠化，开发商对城市景观的建设性破坏等。这方面，罗尔斯顿毫不含糊地坚守了自己哲学家的质疑、追问的职责。

    下列问题是他向与会的中国代表提出的：

    在坐的各位有谁一直在遵循自然的法则生活？

    多少人亲眼见过丹顶鹤？

    对开发商对美建设性的破坏，中国学者可曾发出过自己的反对之声？

    中国优秀的儒家学者、共产党员、中国人会捡起他们自身产生的垃圾吗？

    垃圾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小事，但在罗尔斯顿那里则是事关人品的大事。“只有当你捡起自己的垃圾之时，你才是真正站起来的人。”他用自己家乡弗吉尼亚的这句谚语阐发了垃圾和人品的关系。

    演讲最后互动阶段有中国学者问：当代西方环境伦理领域最新关注的问题是什么？罗尔斯顿的回答是：“气候变化与人的消费。”尽管每一片雪花都说自己是清白的，但雪崩却的的确确是所有雪花“共业”的结果。他用“适度”概念来阐发自己的看法，就是要适度发展，适度消费。并问中国学者：英文“enough”一词在中文里怎么说？对于熟读艾伦·杜宁《多少算够》的中国学者来说，老人的意思是不难领悟的。老人对中国的关切更是不难体会的。

    与西方另一个著名生态哲学先驱小约翰·柯布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认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不同，罗尔斯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表达的更多的是深深的忧虑。他担心中国人重蹈西方“工作第一，风景第二”的覆辙。“是的，中国需要经济繁荣，但是，难道你愿意因此而让中国变得更热、没有蓝天吗？你是否愿意为了经济繁荣而生活在一个充满刺鼻的空气、有毒的土壤和河流、缺少生物多样性、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环境之中吗？”

    这的确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也是中国所要面临的艰难的抉择。

    他真心希望“美丽中国”“生态中国”拯救中国。认为“中国人在追求和谐美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他们擅长将事物融入到一个美丽的整体之中并使之高度地和谐”。中国人喜欢说“家园”，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永远是与“园”、与风景系联在一起的。没有“园”的家不叫家，没有风景的“家”，人如何诗意地栖居？

    透过这些叩问，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老人对中国人命运不可遏制的关心和殷殷的期盼，这是一种生态人特有的无疆的大爱。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是也。

    让我们把敬意留给这位环保运动的先驱。但愿我们能通过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回报这位美国老人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