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文人·故人

    “斯人已逝，斯文犹存。”赵普光著《吴奔星先生传略》以吴奔星先生的小诗《别》来开篇，带领读者从吴奔星先生的诗作入手了解其生平与治学，是对一位故人的致敬与怀念。吴奔星先生以诗人身份步入文坛，以文人气节为周遭称道，是赵著着力书写的另外两个方面。赵著在敬怀故人的前提下，按照时间线索，梳理了吴奔星先生坎坷又短暂的一生。同时，赵著较为全面、深入地介绍吴奔星先生的文学观与诗学观，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兼有诗人与文人身份的故人形象。

    翻开这本传略之前，我只对吴奔星先生略有耳闻，了解到吴奔星先生是以新诗创作步入文坛，又以诗歌研究开始学术之路，古典文学积累颇深，但对吴奔星先生缺乏整体性认识，更对吴奔星先生的诗学观、文学观知之甚少。赵著以重要史料为基础、以时间为线索，纵向地呈现了吴奔星先生求学、工作的人生经历。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吴奔星先生幼年丧母，后由祖母拉扯长大，十六岁时进入修业农校，半工半读，在修业农校第二年就开始创作小诗，以“立华”为名进行投稿发表诗作。农校毕业后，吴奔星先生回到乡下当起了乡村小学教师，与他人合伙办过文艺月刊《孤鸿》，这段短暂的文学编辑实践成为其日后编辑生涯的开端。之后，吴奔星先生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得到时任文学院院长黎锦熙的关心和帮助，并与胡适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后由于两人诗学观念有分歧而分道扬镳。这正说明了吴奔星先生对于学术研究具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坚持。吴奔星先生经历过抗战乱世后，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成为江苏师范学院（初名苏南师范学院）的筹建委员会委员之一。不久，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合并至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吴奔星先生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奔星先生再次将个人学术热情倾注在中国文学及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去，发表出版了多篇多部学术著作，如他主持指导《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的编辑工作，出版《诗美鉴赏学》等，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赵著还以历史的眼光，横向地观照了吴奔星先生不同人生时期的文学观、诗学观，使得读者对于吴奔星先生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赵著重点呈现了吴奔星先生治学的三个方面。其一，吴奔星先生“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的文学观、诗学观。赵著从“历史的眼光”“诗学是情学”和“蕴藉含浑：对诗美特质的探讨”三个方面介绍吴奔星先生的文学观和诗学观，重点突出了吴奔星先生“诗人”的身份特征。“历史的眼光”是指吴奔星先生早在1935年就在《“诗的创作专号”刊首闲话》中对“新诗”的命名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反映了其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和文学胆识”。“诗学是情学”和“蕴藉含浑：对诗美特质的探讨”是指吴奔星先生在创作诗歌与诗歌研究中日益完善起来的诗学观念体系和诗学研究方向。

    其二，吴奔星先生具有开创与拓荒意义的茅盾研究。有学者评价吴奔星先生的《茅盾小说讲话》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茅盾研究著作。这部研究著作出版后，使茅盾研究在高等学校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所以，吴奔星先生的《茅盾小说讲话》在新中国茅盾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其三，“诗”与“学”通融的学术研究特质。赵著立足于吴奔星先生诗人与文人的特质，结合吴奔星先生的著述，探索出吴奔星先生的学术研究特质：既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感性，又具有文人学者的严谨与理性，其学术研究是“诗”与“学”的通融，赵著举出吴奔星先生文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些文章与著作为例子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

    由上可见，这本小书对于了解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以小见大”的视角。吴奔星先生倾其一生致力于振兴中国新诗创作与研究事业，既是中国新诗从萌芽到起步再到逐渐成熟的历史阶段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赵著抓住了吴奔星先生诗人、文人及故人的三重身份特征，以诗作《别》开篇，同样以《别》结尾，前后照应。这首《别》中的“你”，既是读到此诗的千万读者，又是吴奔星先生本人。吴奔星先生虽已仙逝，但其诗作永存，其风骨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