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安乐哲先生

    李文娟曾跟我攻读博士，入学前她在中国孔子研究院已经工作一段时间，在礼学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入学后，她征求我对博士论文的意见，考虑到文娟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仪礼》，且以前的工作与礼学有关，故建议她研究《礼记》。文娟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系统阅读《礼记》。不过一年之后，文娟告诉我，她更想研究安乐哲的思想。我知道文娟对这一问题有浓厚的兴趣，发表过相关的论文，打算做系统的研究，也理解她想利用读博的宝贵时间完成自己夙愿的想法，于是对她表示支持。这样，文娟就改变了博士论文题目，转为研究安乐哲儒家哲学。她集中研读了安乐哲的几部专著和译著，并对安乐哲教授做了访谈，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凭借勤奋和努力，文娟最终写出了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受到评委的好评。毕业后，文娟又对论文反复修订，补充完善，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文娟研究安乐哲儒家哲学的最终成果。安乐哲、田辰山教授都曾对我说，文娟的研究是最系统，也是最深入的。我为文娟感到高兴，也为有这样的弟子感到自豪。

    安乐哲教授是目前在国内最为知名，也最为活跃的西方汉学家——尽管可能安教授不喜欢这样的称号——也是我的师长和朋友。大概十几年前，我读到安乐哲与郝大维教授合著的《孔子思微》（此书后来又有新的译本）一书，就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真正促使我关注安乐哲教授的，则是他关于过程哲学与先秦儒学的研究。1998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当时申报的题目是：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比较研究。之所以报这个题目，是因为在之前的研究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先秦儒学是一种过程哲学，孔子的仁、《中庸》的诚、孟子的心，还有《易传》的易或道，都可以从过程、活动来理解，是一种过程本体，由于受佛道本体思想的影响，宋明理学家某种程度上将以上概念本质化或实体化了，这尤其反映在对孟子心的理解上。孟子的心乃四端之心，端是开端、初始的意思，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扩而充之，发展出仁、义、礼、智四德，故孟子的“仁，人心也”是指从四端到四德的扩充发展过程。但理学家不论是主张“心即理”还是“性即理”，都以仁义礼智为理，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仁义礼智之理表现、发用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端被解释为端倪、端绪之意。所以理学家特别是陆王心学一派，虽然自认为是承继孟子，但在对心的理解上与孟子已经有所不同，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的区别和差异。不过到北京后，发现这一年公布的郭店竹简备受关注，有成为显学之势，故与合作导师商议后，将课题改为研究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以前的课题虽然放弃，但问题一直存在脑海中，遇到相关的研究仍会关注和留意。

    大概是2004年，我得知安乐哲教授在北大访问，故征得研究室主任姜广辉的同意，邀请安先生来社科院历史所围绕西方过程哲学的兴起以及与中国古代哲学融合的可能性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当时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有一份内部刊物《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由我具体负责，主要介绍学术动态及前沿成果，在思想史、哲学史圈内有一定影响。安先生的报告被整理后，以《当代西方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为名发表在《通讯》上。除了这篇报告外，我还主动向安先生约稿，他欣然允诺，不久给我一篇《孔子对道的理解》。阅读后我感慨系之，研究孔子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将《论语》中的道阐释得如此清晰、富有新意的，恐怕要算安先生这篇了。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过程哲学视角，诠释学讲视域的融合，一种新的视角往往能将经典中被遮蔽的意义呈现出来，安乐哲教授对孔子道的解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2006年初，我调到人大国学院工作，随后去哈佛燕京学社访问一年。大概在2007年，安乐哲教授受杜维明先生之邀，来燕京学社演讲，我们约好在哈佛见面，但安教授到来时，我临时有事外出了，错过了见面的机会。2007年中旬，我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了国内。当时人大国学院虽然已成立两年，但社会上仍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国学的合法性没有得到普遍认可。这时我除了教学科研之外，还负责起《国学学刊》的工作，故我利用办刊物的便利，对一些国际知名学者进行访谈，请他们对国学发表看法，为国学正名、造势。这其中自然包括安乐哲先生。正好2008年，安乐哲教授在北大讲学，于是我对他做了一次访谈，这就是大家后来所看到的《国学、实验主义与中国文化的重建——安乐哲教授访谈录》一文。2009年5月，安乐哲教授在香港道风山组织了“实用主义与儒学对话”，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除了学术讨论外，还组织与会者阅读一些实用主义的重要文献，如杜威的《达尔文对西方哲学的影响》等，使我对过程哲学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后的几年，安乐哲教授在夏威夷与北京之间常来常往，特别是他的高足温海明博士来人大哲学院任教后，他来人大的次数也多起来，并在哲学院开设中西比较哲学的课程。我也邀请他来国学院做过几次学术报告，并挤出时间旁听了他的课程。当时海外学术界流行以德性伦理研究儒家伦理，安乐哲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主张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于是我请人翻译了他与罗思文教授合写的《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发表在《国学学刊》上，后来他出版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一书，就是在此文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前两年，安乐哲教授从夏威夷大学转到北大任教，并被山东省聘为“儒学大家”，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兼职，我也在邹城孟子研究院兼任秘书长工作，从空间上说，距离更近了，但由于彼此工作繁忙，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不过我依然关注着安先生的研究，看到他的学术信息仍会主动请益，安先生也会不时将他的最新学术成果通过电子邮件寄送给我。

    上面不厌其烦讲述我与安乐哲教授的交往，是想说明我对安乐哲教授哲学研究一直保持着关注，所以文娟打算系统研究安乐哲的儒家哲学，我自然表示支持，某种程度上也是了却我的一个心愿。虽然在研究立场和某些观点上，与安乐哲教授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我仍视他为当代最有影响、最有创造力的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研究，值得国内学界的关注。现在文娟研究安乐哲儒家哲学的著作即将出版，我在向她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愿向学界做出推荐。

    需要说明的是，我虽然一直关注安乐哲教授的研究，与他有长期交往，但由于研究领域的缘故，我并没有系统阅读过他的所有著作，也没有能力对其学术研究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故我要求文娟不要受我的影响，一切都从自己的研究、判断出发。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对安乐哲教授为学为人的几点直观感觉和印象，首先，安乐哲的过程哲学主要是来自实用主义，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反而评价不高，其思想倾向是反客观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强调历史、文化、情景的重要性，将人视为关系性的存在，反对个人主义对人的预设，这种后现代的视角固然具有新意，与中国古代哲学也具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分寸拿捏的问题。安乐哲教授在解读中国古代哲学时尽量将其经验化，甚至将孟子的性也看作是后天经验的塑造，未免矫枉过正，我们在访谈中就有过讨论。其实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一切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尝试，都会出现这种过度诠释的问题，值得研究者的反省和思考。其次，安乐哲教授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其真正关注的还是美国社会的问题，他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充满情感，给予较高的评价，主要还是认为可以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中找到治疗西方疾病的良药。记得在2009年山东尼山“安乐哲师生论道”会上，安先生曾点名让我发言，我说“安乐哲先生爱美国胜过爱中国”。虽然安先生情绪激动，反复强调“我爱美国，也爱中国”，可这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识或动机问题，不是个人的辩护可以说明的。安先生对古代的礼仪充满温情，认为其解决了中国人的权利问题，而不去剖析礼教吃人的现象；他对儒家所论及的角色、身份津津乐道，甚至发展出一套角色伦理，但忽略了传统社会的角色往往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的，忘记了梅因所讲的，从身份到契约代表了社会的进步运动。如果没有契约基础上的平等关系，所谓角色、身份关系其实是根本无法保障的。这些当然已经不是学术观点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出发点和立场。还有，也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安乐哲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儒者，我称之为“西儒”——一个西方人却体现了儒者的精神。安先生喜欢使用“切中”一词，他的研究是否切中了儒家哲学，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切中了儒家的精神品格，则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较为一致的看法。儒家讲“道德文章”，又有“礼失而求诸野”的说法，来自遥远夏威夷的安乐哲先生不仅为华夏的儒学研究带来新的思想和方法，更为我们树立了人格的典范和榜样，这恐怕才是安乐哲先生对于华夏儒学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孟子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