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古书以真面目

    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曾形成一个高峰。最近有机会读到著名出版家、历史学家李侃的一通信札（夏子魁藏)。信是以竖行排列，用钢笔写在方格稿纸的背面的。信中，他就古籍出版的方针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坦诚而中肯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不难想象，李侃先生的观点对于把握工作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六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颇有启示。

    李侃于1958年从中宣部调中华书局工作，任近代史编辑组副组长（主持工作）、编审。此后在中华书局工作逾四十年，后任总编辑、香港中华书局董事长。2010年7月1日逝世。这封信札没有上款，也没有年份（仅署十二月十三日），但从文字内容可以看出，完全可能是在1958年写给中华书局同事，供多位领导成员传阅的。

    1957年12月10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向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报告，提出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确定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领导制定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才的方案”（李侃《齐燕铭与中华书局》）。小组共由19人组成，囊括了国内文史哲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其中包括叶圣陶、吴晗、陈寅恪、范文澜、冯友兰等，集中了一时俊彦，人物之盛，无与伦比。

    1958年2月9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这个出版规划小组分为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分组。两个月后，工作任务又交给中华书局。文化部规定，中华书局“除以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外，还适当出版现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在上海设立一个编辑所”。这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一个重大措施。中华书局则成为出版规划小组的专业办公地点。

    作为古籍出版的重要角色，李侃责无旁贷。他在信中说：“……我们在重印古书时，一定要抱着谨慎的态度，也就不能不认真地对待版本，还给古书以原来的真面目。‘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的说法虽嫌夸大，但也并非不可引为教训。而清雍乾两代对古书的摧残，已经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这过去商务印的四部丛刊，应该说是作了一件很好的事）。清代乾嘉学者虽然给我们弄明白了过去读不懂的一些古书，但那代价付得太多了。其次，对于断句、标点也是一件大事。因为一个标点、句读、注释弄错了，对青年危害非浅。”

    看得出，他的话出自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表明了出版工作者的严肃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作着我们的先人从来没有作过或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虽然还是刚刚开始”。

    李侃在信中又强调说：“我们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我们虽然在编印古书，但又不能做古书的俘虏。能够在处理古书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观点，不犯带有倾向性和原则性的错误。”他说，最近读了鲁迅的文章，从鲁迅对古书问题透辟精到的见解中，得到了启发。想在整风结束后，组织一些同志，把业务学习整顿一下。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文、史、哲三个分组很快制订了一个计划草案，开列数目洋洋大观，包括“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不下万余种。他们的工作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出版立下法则，奠定了方向。

    与李侃信札相配套的，是一份手抄的《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说明》。说明分为方针、范围、计划、方式四个方面。其中计划一栏，在重印古籍方面，列举了影印善本、选择重印国学基本丛书一百种、类书、唐宋明清笔记、古代事物考原资料汇编、俗语词汇资料丛刊、说郛、中国古代科学记述资料丛刊、古代科学笔记资料汇编等十六个类别；在研究著作方面，列举了专题研究、资料汇编、学术论文集和中国社会文化史介绍丛书等四个类别。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为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服务。

    只要仔细回顾一下，就可以明白，《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正是在当时形势下出版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受“左”的思潮不断冲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古籍出版数量才迅速下降。

    李侃很谦虚，在这封信的末尾说：“我必须老实说，我这方面实在是不懂，甚至连一点起码的知识也不具备，而且自己又比较好说话。这样，在我的意见里面，‘外行话’甚至错误的意见就一定不少。不过，我也不想掩饰自己的贫乏和肤浅，要说的还是说出来……”字里行间似乎过于低调谨慎。然而，我们只要联想到当时整风反右运动刚刚结束，他采取这样的方式，就不难理解了。

    从李侃个人的工作实绩看，他刻苦学习，才思敏捷，勤于笔耕，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近代史诸问题，对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中一些重要课题，都提出了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在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