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须沟》的出版与改编

    在老舍的文学生涯中，如果要找一部他最不擅长的作品，那么一定是话剧《龙须沟》。“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的了解了龙须沟。”（《〈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使用“冒险”一词，这与他老老实实的写作态度——不写自己陌生而且缺乏体验的东西——背道而驰，可见他产生过忧虑心理。为此，老舍做了准备和补偿：一是阅读龙须沟的参考资料，二是对龙须沟进行实地考察，然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满膛满馅”是老舍一贯的幽默语法或表达，就是说“龙须沟”陌生性的题材。的确如此，老舍创作《龙须沟》并非为了实现某种完全的独立自主之作，而是为了配合“讲政策”“搞宣传”的时代需要。有鉴于此，《龙须沟》的出版极其顺利、迅速，而它的“公共”“共名”特征也为后面不断地被改编做了铺垫，埋了伏笔。

    1950年8月，老舍写完《龙须沟》，9月在《北京文艺》发表。文学本《龙须沟》于1951年1月由大众书店印行初版，平装，32开。封面朴素淡雅，由两种颜色组成：上半部分是浅黄底色，使用行楷、繁体、浅红标示书名，下列两行小字，“老舍著”和“大众书店印行”；下半部分是涅白底色，使用浅红线条和白描技法勾勒景物，“龙须沟”景象横亘眼前，几栋房屋立于边上，远景是稀落的树木，其中一棵傲然挺拔。版权页内容交代简洁：《龙须沟》，书号（京）0121，32K.94P.（税），大众书店印行，北京店：西四北大街，天津店：罗斯福路，有版权·不准翻印，人民日报第二印刷厂印制，初版：一九五一年一月（1—5000）。正文总计78页，简洁精粹，没有目录、序、跋、说明之类的副文本，第1页开始为三个粗体字“第一幕”，随后切入“时”“地”“人”“幕启”，直至（幕落）（全剧终）。三个月后再版，改动的地方是版数和印数：再版：一九五一年四月（5001—10000）。文学本短时间内再版，说明符合社会规范，也受到读者喜爱。

    1951年6月，焦菊隐改编的演出本《龙须沟》出版；它是话剧舞台的产物，故而又名舞台本。1951年2月，由焦菊隐导演的话剧《龙须沟》在北京上演，获得了成功。3月，《龙须沟》剧组进入中南海，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演出。6月，演出本《龙须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平装，32开。封面朴素纯净，一色白底，标题《龙须沟》行草、繁体、大红，竖立中央，标题上面是一个大红五角星，凸显时代风貌，下面是正楷、小号、黑色的“演出本”三字；右上角用小号黑色字体竖排一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丛书”；左下角用小号黑色字体竖排两行，“老舍原著”和“焦菊隐改编”。版权页内容交代详细：封面内容除了大红五角星，其余皆有再现；其他内容包括：版权所有·不准翻印，编辑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译委员会，出版者：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巨鹿路一弄八号），印刷者：国风印刷公司（上海新闸路东斯文里四三七号），定价人民币一万一千元，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一——五OOO册）。扉页附有版权声明：“凡根据本演出本排演舞台剧或摄制电影者，须征得改编人同意。通信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转。”六个月后再版，改动的地方一是封面：这次采用浅绿色，文字格式采取横排，字体、大小、色彩进行更换，大红五角星置于页底，并在页面四角各置一个小红五角星；二是印刷者：改为“春明印书馆”；三是版数和印数：一九五二年一月再版（五OO一——七OOO册）。这样持续到1953年第四版，年份、印数和价格改为阿拉伯数字：1953年2月四版（9001—13000册），售价￥8,000。这至少透露两个信息：一是《龙须沟》的舞台诉求巨大，二是新中国的话剧演出发达。老舍和《龙须沟》两者皆可谓时势造出来的“英雄”。

    焦菊隐改编的演出本，最终目的是配合舞台需要，也就是为了建立话剧氛围，人物说话由此起到决定性作用。焦菊隐演出本《龙须沟》的语言可谓动了一次大手术。根据舒乙的说法：“我父亲在创作《龙须沟》时，台词都是用普通话写的，但是焦先生认为，既然讲的是北京龙须沟的故事，就应该用北京方言，于是把剧本中70%的台词改成了北京方言。”（《舒乙忆老舍〈龙须沟〉〈四世同堂〉》）普通话作为现代文学的语言载体，无疑是优胜劣汰的最佳结果。法国语言学家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受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的影响和决定，它是凌驾在方言之上的语言，而方言只是某种理想的存在，尤其在文学表达上有先天性缺陷：“以某种方言为基础的文学语言并不完全代表这一地区的任何一个地点的话。”（《语言》）焦菊隐演出本《龙须沟》的方言改编，并不是语言自己内部的客观生成，而是外在的主观介入，难以达到和保证文学语言的精准和力量。例如闹出“日崩西直门”误为“日本西直门”的笑话，从而拖滞了舞台的整体效果。焦菊隐还有一种改变语言的方法，那就是让人物增大说话的频率和机会，从而导致演出本正文的篇幅增加到183页，是文学本的两倍多。例如王大妈能够成为主要人物之一，主要得益于此。文学本《龙须沟》的“幕启”，丁四嫂、小妞子、程娘子、赵老头等人实名交代，而王大妈是以“王家母女”的身份概念出现的，并且直到其他人物把话说竭尽了，王大妈才姗姗开口，等于接其他人物的尾声。演出本《龙须沟》则改编很大，先是“幕启”，王大妈全名出现，身份和动作交代得很具体，最后以王大妈的具体行动来收束“幕启”：“大妈抄起水瓢来就往水缸里取水，水瓢淘到了缸底。”再是人物开口说话，王大妈居然成为说话的第一人，而且是反复说话，直到把话说竭尽了，其他人才获得说话的机会。应当说，王大妈后来被认定为《龙须沟》的主要角色，与焦菊隐演出本的推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总的来说，文学本《龙须沟》语言简练，适合阅读；演出本《龙须沟》语言饱满，适合排演。

    1951年还出版过两种绘画本《龙须沟》，第一种由正气书局出版，朱先立改编，卢志绘图；第二种由宇宙图书社出版，鲁钝编剧，扬子江影剧社摄制。其中前者影响很大，风靡一时。该绘画本共分上下两册，编号为18007和18008，售价人民币3800元和2200元，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印刷者“万如印刷公司”，（印刷数量：0001—10000）。老舍对两种绘画本都不满意，于1953年8月29日在《光明日报》发文进行公开批评。老舍对正气书局版本提出六条批评意见：“一、前半部分未能充分掌握劳苦大众的形象，大家都是胖胖的，好像是装穷，所以烘托不出后半部的生活改善后的面貌一新。”“二、屋子太整齐，不像贫民窟。”“三、不完全忠实于原著：如刘巡长改为巡官，程疯子是曲艺艺人改为‘唱戏’的。最荒谬的是冯狗子作了赵老头的徒弟。”“四、文字说明的选择欠妥。”“五、画者不熟悉北京情形，有些东西都画的可笑。”“六、描写冯狗子太多了，他本不是重要人物。后半描写大雨后，政府租下茶馆小店，也太多。许多更重要的事反倒没有提及。”老舍对宇宙图书社版本提出三条批评意见：“一、这本画中人物的形象也不很好。用照片编制的连环画，应采取最好的演出，不应随便采用任何一剧团的剧照。这本画中的人物都仿佛是知识分子。”“二、有些个镜头杂乱无章。”“三、说明文字的‘白块’，放在人物的袖上或襟上，看起来好像解放前的小偷照片，很难看。”（《〈骆驼祥子〉和两种〈龙须沟〉》）综合起来，老舍表达了三个方面的不满：一是改编存在篡改内容的现象，尤其是人物身份和形象的篡改最严重；二是语言选择不够谨慎，使用脏话过多，起到“不洁”的坏作用；三是绘画不得人心，要么不忠实原著，要么粗制滥造。老舍认为绘画本《龙须沟》的出版，印刷拙劣，主题晦涩，语言粗糙，再加上他对演出本改编的幅度太大本来就不高兴，因此决定重新打造修订版文学本。

    老舍的修订版文学本《龙须沟》于1952年初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平装，大32开。封面简洁朴实，涅白底色，在左上角使用楷书、繁体、黑色标示书名，下列“老舍”二字，底部标示黑体小字“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权页也是简洁朴实：上列“一九五一年北京本初版”“一九五二年二月晨光修正重排本初版”，（1—5000），“北京本初版”指大众书店文学本；下列“本书有著作权和上演权”“每册售价人民币五千八百元”。最重要的是，老舍为晨光修订版文学本写下一则短序，全文如下：“《龙须沟》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一种是按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本。现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台本中的对话与穿插，把我的原稿充实起来，为的教找不到舞台本的也可以勉强照这个本子排演。因为我只借用了一部分材料，所以这一本在情节上还不与舞台本完全相同。至于舞台布景的说明，在原稿中本来没有，这次我全由舞台本借用过来。我应当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致谢！此书原由大众书店印行，已售完版权，不再印；改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修订本。老舍于北京，一九五一年除夕。”修订版文学本在两个方面做出较大改动：一是形式上，老舍为了配合时代需要与演出本联姻，把人物对话和舞台背景融入文学本中来，彼此达到实体性的统一，目的是为了给其他剧院排演提供参照与方便，这也是版权页标明“本书有著作权和上演权”的原因；二是内容上，老舍把改编中明显脱离环境的人物进行了还原，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刘巡长，他在演出本和绘画本都是作为旧社会警察的专政机器刻画出来的脸谱化形象，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人，老舍将他给予复原，此外程疯子和冯狗子也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1953年1月，老舍易主修订版文学本《龙须沟》的出版，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把晨光版序言的最后一句话改为：“此书原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今略加修正，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手修订版文学本《龙须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成为最权威的版本。

    老舍创作《龙须沟》是其文学生涯中的一次“越界”，努力尝试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不曾想一跃成为话剧舞台的宠儿，也成为上世纪50年代鞭挞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代表作品。在《龙须沟》不断被改编的进程中，老舍为了让它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吸取了舞台的表现功能，但同时老舍也捍卫了文学的尊严和权益，还原了话剧的表意功能，最终在欲迎还拒的姿态和狭缝中创造出了最有力的文学经典。